邓玉娇案中被冷落的程序疑点
这一事件的发生引发了学者对刑事诉讼法33条的质疑。该条规定是：“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也就是，这条规定事实上否定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
责任编辑：傅剑锋 实习生 熊凯
清华大学副教授易延友指出：
在中国，刑事案件一旦成为公共事件，往往不是在诉讼架构中运行，法律规定控辩双方权利对等、控审分离，都被虚置。如果遇到一个善良的、开明的领导，或者受民意的压力，可能会在实体上实现正义。
但这样做永远都只是个案和偶然。而且，政府这样做尝到甜头后，会不断重复该行为模式，这样对制度建构的破坏力非常大。
上周二，邓玉娇案一审判决落幕。有罪免罚的实体结果广受关注，但邓玉娇案从始至终，一些涉及刑事诉讼程序正义的问题并没有被舆论足够重视。
一些受访的刑法学家对此表示忧虑，中国的司法如果不在程序正义上下功夫，那可能因为舆论关注而保障了一个邓玉娇的权利，但无法保障其他邓玉娇的公正。被他们探讨的邓玉娇案程序正义涉及三方面。
侦查阶段，律师有没有调查取证权？
邓玉娇案中，5月21日、5月22日，发生了一场“证据争夺战”。北京律师夏霖、夏楠会见邓玉娇后，爆出性侵犯情节，请求警方保存邓玉娇案发时穿的内衣内裤。然而第二天，邓玉娇妈妈张树梅称，内裤已被她清洗。
当天，在律师、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的见证下，警方封存了已经失去效力的证据。
这一事件的发生引发了学者对刑事诉讼法33条的质疑。该条规定是：“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也就是，这条规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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