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育?公民教育? 龙应台的“伤心笔记”
很多熟悉我作品的读者,读到这本书大概觉得特别安慰,就是说,原来文章那么“厉害”的龙应台也可以被儿子修理得那么惨,他得到一种“幸灾乐祸”的快感。
责任编辑:袁蕾 朱又可 实习生 陈晨 朱晓佳
南方周末:《亲爱的安德烈》是一本亲子相处的“教育手册”吗?
龙应台:我觉得完全不是。它倒是可以叫做一个母亲的“伤心笔记”。里面是一个做母亲的人,在挫败中如何试着去跟一个成长中的儿子相处,如何去了解他这一代人。我边做边跌倒,边跌倒边做,是一个饱受挫折的过程。
我诚实地把我尝试的过程写出来,那个挫折、困惑、伤心的过程,不管是从父母还是子女的立场,有一点微小的参考价值。所以它不是一个教导手册,它比较是个“受伤笔记”。
小时候又亲又搂爱得不得了的小天使,变成了一个冷冰冰的独角怪兽,有爱却不能理解
龙应台艰难地决定离开10岁的菲利普、14岁的安德烈,离开欧洲到台北市政府去工作;四年后,在马英九高票连任之后,她又毅然地决定离开政府,无论如何也不再续任。“我知道,如果现在不退下来的话,我跟孩子就不可能再有亲密共处的机会了,也许此生都不会再有。因为孩子长大了,他们不会等你。”
龙应台决定创造一个可以跟孩子相处的空间,她到了香港,老二菲利普决定来香港和她生活,“共处了很甜蜜的两年”。
菲利普那时已14岁,母子每天都有很多话:谈学校、谈政治、谈价值观。母子一起买菜,也一起上街。“虽然他很小,却像两个世代的知识分子在交谈。”两年后菲利普回到德国父亲身边,大儿子安德烈来到母亲身边。龙应台突然发现:“小时候又亲又搂爱得不得了的小天使,变成了一个冷冰冰的独角怪兽。”“那种困境,跟你说你爱一个人,但却不被他所爱,还挺像的。”
龙应台作出的挽救努力是约儿子写专栏,以此捆绑住跟儿子的交流。儿子答应了,专栏居然在两岸三地大受欢迎。三年后推出的结集也成为两岸三地的畅销书。“原来文章那么‘厉害’的龙应台也可以被儿子修理得那么惨,他得到一种‘幸灾乐祸’的快感。”龙应台说。
遛狗的比跑百米的平庸?
南方周末:我发现反响最大的就是《给河马刷牙》那篇,但那个议题并没有特别重的公共话题,相对来说是亲子关系之间的话题。
龙应台:很有意思的是,通常我的书,大陆读者反应最强的部分和海外读者的不一样。譬如《目送》的系列文章,大陆流传最广的是《不相信》,海外却是《目送》。这一回《给河马刷牙》却是大陆与海外读者一致最有感觉。
那天晚上我俩都睡不着,到阳台上去看海,三更半夜,外面一片黑沉沉的大海,他在阳台上开始抽烟,我们就像两个室友一样在阳台上碰到了,开始谈话,一直谈到清晨三点钟。
他突然说,他已经相信,他现在以及将来都会是一个“很平庸”的人,我会不会对他失望?我听了心里吓一跳,心想,我20岁的时候会这样说自己吗?
1972年的时候我20岁,1972年的台湾还是一个贫穷、落后、保守、边缘的社会,我的家庭是从大陆过来的难民家庭,所以也是贫穷的,艰辛的,但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平庸。我们都觉得自己很聪明,要为国家民族做大事。就是说,我们把自己看的很大很重。那么安德烈感觉自己平庸的观念从哪儿来的?
那晚开启了这样一个话题,所以第二天我就写了《给河马刷牙》,主要的意思是说到底什么叫“平庸”。
举个例子,你如果早上到一个学校的操场上去散步,有的人拉着一只狗去遛,有的人在那儿练习跑100米,有的人练习跑5000米,那悠哉悠哉遛狗的人碰到那个跑5000米的不会觉得自己平庸,因为他根本在做不同的事情;跑5000米的那个人以他的速度跑,旁边冲过一个跑百米的人,他也不会觉得自己平庸,因为他的目标不一样。平庸与否,其实完全要看你把目标设定在哪个轨道上。
南方周末:如果你儿子真的平庸,你真的不会觉得失望吗?
龙应台:我其实也诚实地在问自己,思考了之后我自己觉得,天呀,如果我的孩子能够平安而且快乐,不管杰不杰出,我都已经很感谢了,所谓的“成功”好像真的不重要。事实上,这种情形已经发生了,很多我台北、香港的朋友,他们的儿子女儿都在哈佛、剑桥读书,顶尖的优秀,我的儿子还在寻找人生的意义和方向,而且并不以“杰出”作为人生志向。以“不能输在起跑点上”的逻辑来说,他已经差一大截了。但是那一次的“阳台夜话”,我整理了自己的思绪,是的,我可以接受我的孩子“平庸”,重要的是他们在人生里找到意义。
那篇文章大概就是碰触到了东方社会里那种对于竞争的集体焦虑,大概碰得很深,很多年轻人在那种竞争的压力之下有很深的迷茫,所以华文世界的读者对这一篇的反应很一致。
南方周末:20岁的时候你在上大学,有大的志向吗?
龙应台:我们都是胡适之、罗家伦、傅斯年那个脉络的五四青年下一代,小学生都知道“士不可以不弘毅”。我读台南女中,像我们这种自以为有思想的女生,十七岁时都是抱着尼采在街上走路的,就怕别人不知道我们深刻。到了大学,专读西洋文化史文学史欧洲思想史什么的。再加上国民党所注重的传统儒家思想,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那样的价值观,你自然觉得改变社会、民族复兴的大任都在你身上。
1975年我离开台湾到美国去留学的时候,走在美国的大学校园里头,天上深蓝深蓝的一片云都没有,阳光照在绿油油的草地上,一片无边无际的草地。8月,还没有开学,美国18岁、20岁的人光着臂膀、穿着短裤、球鞋、骑着脚踏车在你面前悠来悠去,我最无法忘怀的就是:咦,怎么他们每个人看着都那么轻松,那么没负担?从他们肢体的语言我就已经发现了,我们差别很大,他们身上没有那个几千年的国家重任。
你们知识分子就是这样
南方周末:安德烈好像有些“玩世不恭”,你希望他有担当吗?
龙应台:那倒没有。我蛮欣赏他的那种自我嘲讽的幽默感,他的幽默很黑色、很尖锐,很出人意表,很不屑于造作,真是“酷”得强烈。我对他没有“铁肩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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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老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