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官只是一阵子,做人却是一辈子

“可能我是一个立足于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或者是一个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我只是希望能对自己的选择负起责任,过一个无怨无悔的人生。”

【五周年特刊·请他们做一次记者】

许志永Q

张锦明A

可能我是一个立足于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或者是一个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我只是希望能对自己的选择负起责任,过一个无怨无悔的人生

张锦明

Q:您觉得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吗?您最大的梦想是什么?

A:理想决定具体目标,没有目标的社会和人生都是不可思议的。同时我也认为,理想总是在现实前面引路,所以她和现实之间必然是有距离的。因此,只要我全心全意为理想奋斗过、努力过,我就能坦然面对现实中可能仍不理想、甚至很不理想的欠缺。

从这个意义上讲,可能我是一个立足于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或是一个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我已过了做梦的年龄,我只是希望,我们能够对自己当初的选择负起责任,过一个无怨无悔的人生。

如果将来有一天,我们的后代认为我们在许多方面做得并不完美时,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在历史给定的条件下,我已尽到全部努力。这是我一个很大的愿望。

Q:说到体制常常让人想到非人格化,您是如何做到身为官员又是一个美丽善良的女人呢?

A:任何人都是一个多面体,在不同场合表现不同的身份要求。作为一个官员的我,在体制之内工作,而体制代表的是我们身处的国家机器的某种组织形式和运行方式,它是人设计的,但这种设计一旦被植入国家机器就会按它的逻辑运行,就像电脑跟软件的关系一样,这时,体制运行的非人格化、以及官员言行一定程度的非人格化,是必须的、也应该被理解的。

在非公务时间,官员应该、而且有权利在法律和纪律许可的范围内,使自己还原成一个正常自然的普通人,自由地表现自己的兴趣爱好、喜怒哀乐。

从我接触的很多官员来看,作为自然人的一面,不论男女,他们很多人的内心都非常丰富,甚至在作工作决策时,他们也常常表现出人性中的善良美好。遗憾的是,不少官员平时对自己包裹太严实,使人们无从认识到他们的另一面,而平添了人们对一些官员的误解。

我认为,在我的整个生命过程中,做官只是一阵子的事情,做人却是一辈子的事情。在工作中,我是上级的下级,也是下级的上级;在生活中,我是朋友的朋友,是老师的学生或者学生的老师;在家庭中,我是父母的孩子,是孩子的母亲,是丈夫的妻子,是姐弟的妹和姐。上天赋予了我们如此丰富的角色,是让我们有限的生命活得更加多彩,我为什么只要活出一种呢?

Q:从政多年,最值得您骄傲的政绩是?

A:说实话,我不太喜欢“政绩”这两个字,我觉得这两字听起来显得功利了一点。并且,官员所做的某些工作是否算得上“政绩”,那需要社会、公众来评价,有些甚至是需要时间、需要历史来评判。

Q:基层民主现状乐观吗?主要问题和障碍在哪里?

A:我感觉基层民主还是在稳步向前发展。下一步,我觉得这两个方面应该作更多努力:一是相关法律在操作细节方面的配套和完善;二是公众的公民意识的培养。这两个方面同等重要。

Q:中国人都期待政治体制改革,然而很难推进,问题出在哪里?

A:虽然很难,但上上下下、社会各界还是一直在推,改革也一直在行进中。不同的利益群体站在不同的角度,对此有不同的认识和感受,我觉得这很自然。

我觉得,对于公民的责任、义务和与之相匹配的权力,我们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作出了很好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法规在操作层面的配套建设,就显得十分重要。法律的价值,在于它是鲜活的社会行为和公民行为的规范,而不是仅仅成为某种抽象理念和精神的宣示。

再就是全社会的公民意识和公民行为的养成。这些年县级人大代表的选举,依法实行全体选民直接选举,有些地方仍然执行得不怎么好,一方面有选举组织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有公民自身履行责任不够的原因。

我们到北欧去作选举考察,天黑了,在一个投票站,我们问了很多选民一个相同的问题:这么晚了还大老远地来投票,为什么?有的回答:我是选民,这是我的权利。有的则答:我是一个公民,这是我对国家应尽的义务。

Q:有人说中国人素质差不适合民主,您认同这种观点吗?

A:这是一个因果倒置的问题,就好比有人说这个孩子一字不识、不适合上学念书一样。

从精神层面来讲,民主意味着法治、平等、尊重、理智、协商、宽容、妥协等等科学理念。民主实践是一个很好的社会课堂,在那里人们可以逐渐学到这些宝贵东西,这也是我们社会普遍的、迫切的需要。

不是因为中国人素质差不适合民主,相反,是因为民主意识培育发展不够,才使得人们的素质参差不齐。

Q:党内民主如何推进?

A:进一步完善党代会制度;进一步确立党员在党内的主体地位;进一步落实党员在党内的民主权利。

Q:你觉得中国共产党有可能成为类似新加坡或台湾的执政党吗?

A:我觉得政党制度就像人们穿的鞋子一样,合脚的就是最好的,皮鞋和布鞋没有必要彼此复制。

我国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党体制,这是有别于新加坡和台湾执政党的一个根本的不同点。

不过我觉得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执政方式上,的确有很多可资学习借鉴的地方。

Q:爱心世界小组里(四川雅安当地的一个类NGO组织),你具体做些什么?

A:“爱心世界”是雅安一些关注农村教育的年轻公务员,在几年前自发形成的一个松散群体,没有组织结构,没有民政登记,只是大家空闲时聚在一起,为需要帮助的儿童少年就读书问题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来去自由的那种。

前些年主要是大家自发捐款,每月三五十元不等,或者通过自己的社会活动能力筹集一些资金,全部用来为一些家庭困难的孩子交学杂费,尽可能帮助他们完成学业。国家实施农村基础教育免费政策之后,重点就转向帮助一些家庭困难的农村高中生,现在长年保持有100人左右,每人每期600元的样子。

我觉得一个地方能有这样长期坚持的爱心行动,十分宝贵。我相信受过别人帮助的孩子们,会把这种爱传导给别的更多的人。我很喜欢这些青年,我是他们中普通的一员,我更多是对他们给予道义和精神方面的支持。

有时候,我也通过雅安外面的朋友们提供一些资助,最多的一笔是1万元,我记得他们当时一阵狂喜,这在里面是很大的一笔。他们一般也不找我,找到我都是他们觉得比较难办的事,只要没有与现行政策相冲突,我会尽量去做。

Q: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幸福的女人吗?

A:是的,我经常感受到自己在幸福中。工作方面,我能够比较得心应手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职务方面,我比一些比我更优秀的人还高;丈夫虽然不挺拔英武,但对我非常呵护体贴,他有着广泛而健康的兴趣,令我们的家庭生活充满了快乐;孩子虽然算不上社会栋梁,却是遵纪守法、自食其力的好公民;闺中朋友很真诚,可以相互倾诉和倾听;同事们很友善,工作中互相支持帮助。

当然有时候也有郁闷和苦恼,但是很快会过去,如果一个人时时都在快乐中,也就无所谓快乐了,正如月亮的阴晴圆缺,四季的缤纷多彩;正是人生的喜怒哀乐,才构成生命的有滋有味。

我很感谢命运,感谢大自然,感谢我的亲人、朋友、同事以及一些我并不相识的人,让我拥有现在这一切。

(文字整理 本刊记者 何三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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