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英国家庭女教师——《说吧，记忆》片断

女士是一个大个子女人，非常肥胖，在一九○五年十二月我六岁、弟弟五岁的时候，她大摇大摆地进入了我们的生活。我是这样清楚地看到她浓密的黑发，高高梳起，开始隐隐发白；她严厉的前额上的三条皱纹；她突出的眉毛；黑镜框夹鼻眼镜后面冷冰冰的眼睛；那隐约可见的髭须；那满是斑点的皮肤，在她发怒的时候，一阵红晕会庄严地扩展到堆在缀满饰边的如山般的上衣外的第三个、也是最肥大的下巴的区域。现在她坐了下来，或者不如说她开始应付坐下来这个任务，下颌的一团软肉哆嗦着，边上有三个扣子的肥大的臀部小心翼翼地往下放低；然后在最后一刻，把巨大的躯体交给了柳条扶手椅，椅子纯粹出于恐惧，发出了一阵如枪炮齐鸣般的噼啪声。

那时我们在国外已经待了大约一年了。在博略和阿巴集亚度过了一九○四年的夏季，又在威斯巴登住了几个月以后，我们在一九○五年初动身回俄国。我记不得是哪个月了。一条线索是，在威斯巴登的时候，我被带到了那儿的俄国教堂——我第一次进任何地方的教堂——那可能是在大斋节期间（在礼拜进行的时候我问母亲，牧师和执事在说些什么；她用英语轻声回答说，他们在说我们大家应该彼此相爱，但是我理解为，她的意思是那两个穿着闪亮的锥形礼袍的绚丽人物互相在说，他们永远是好朋友）。从法兰克福出发，在一场暴风雪中到达柏林，第二天早晨乘上了从巴黎隆隆开来的北欧快车。十二个小时后列车到达了俄国边境。

我还没有满六岁，但是在国外的那一年，那充满了困难的决定和大量希望的一年，使一个俄国小男孩接触到了成年人的谈话。他自己也难免受到一个母亲的思乡和一个父亲的爱国情愫的影响。其结果是，就是那次回俄国，我第一次意识到的回国，现在，六十年以后的今天，我感到对我来说似乎是一场预演——不是永远不会实现的衣锦还乡的预演，而是在我漫长的流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