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竞恒：对我影响较大的三本书 ｜秘密书架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李竞恒。

一、《两汉思想史》

徐复观此书从西周、春秋封建时代的社会结构，以及封建政治、社会崩溃后，法家与秦汉专制政体成立这一大的背景下，去梳理和探讨两汉以来的政治演变，以及儒家思想重建社会并抵抗任性皇权的努力。徐复观认为，周代宗法封建之下的小共同体内部，发育出以孝悌、礼让、仁爱为基础的基本伦理，并在此基础上有力地反驳了所谓西周为“奴隶社会”之说。在周代，以“国人”为主体的政治有效阶级，也拥有力量反抗宗法贵族，对王权进行限制。但随着春秋时期封建政治的全面崩溃，凭借工商业以及“士”这一等级的崛起，孔子将西周宗法之礼的知识向社会传播，留下延续华夏文明生命的种子：“永嘉之难，能渡江南去的，或渡陇西去的，多是强宗大族。能立足中原，保持中国文化于夷狄之中的，依然是强宗大族。强宗大族是专制政治的敌人，但却是民族动力的保持、推动者”（《两汉思想史》第一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1页）。

商鞅变法与秦政崛起，意味着秦汉式专制政体的发育，其间虽伴随着楚汉之际、西汉早期问题的博弈与演变，但汉初所谓“封建”已然扭曲，“仅继承了封建丑恶的一方面”，其尤甚者便是各类诸侯王的“禽兽行”。在此背景下，汉代皇权以专制克服封建，大狱和酷吏迭起。体现在学术上，便是“学术史中董仲舒的冤狱”，以及“东汉专制政治的继续压迫”等问题。在这一背景之下，西汉知识分子对于秦政与汉承秦制后的遗产，进行了各种抗争：“至于西汉知识分子几乎无不反秦，而反秦实际上即反汉，更不待论。我觉得若不能首先把握到两汉知识分子的这种压力感，便等于不了解两汉的知识分子”（第一卷，第167页）。从孔门七十七子开始，平民出身的弟子，就开始模仿先秦贵族，创造了自己的姓氏。汉儒为了重建社会，通过在民间推广传播“吹律定姓”等方式，让平民获取了组建小共同体的文化符号与纽带。通过姓氏，平民建立起自己的族。“无族之家，孤寒单薄，易于摧折沉埋。有族之家，则族成为家的郛郭，成为坚韧的自治体，增加了家与个人在患难中的捍卫及争生存的力量”（第一卷，第192页）。

汉代社会重建的同时，知识分子也在知识体系上进行了多样化的建构。自陆贾以《新语》开始对刘邦集团进行文化上的启蒙，总结亡秦的教训，发出人民疾苦的呼声。五经六艺的真实意义，在于告诫“马上打天下”者，治理不可凭借粗暴的压制关系，而应该承认社会的四伦与运转。贾谊的《治安策》中，则蕴含人们很少注意到的消解皇权思想，如《新书·官人》之强调师、友、大臣等共同参与决策：“行使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