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出院17年：被精神卫生法“遗忘”的人

两年前妻子因病去世后，唐父独居在成都一百多平方米的房间里，客厅一角的办公桌上摞着厚厚一沓与儿子唐阳有关的住院材料。（南方周末记者蒋敏玉/图）

对于唐家父子两代的三个男人来说，除了延续17年的孤寂与煎熬，2025年春节没有什么新变化。

2008年，因为一纸写有“精神分裂症”的医院诊断书，唐阳被父亲唐叙谨从成都的家中送去重庆一家封闭式管理的精神病院。自此，围绕出院与否，父子间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战火延绵，也让唐阳的弟弟唐昭在失望之下，远赴南方谋生。

在唐阳眼中，出院本该是最顺理成章的一件事：他有医院出具的诊断书，医生、护士乃至医院管理层都希望他能离开。他坚信自己已经痊愈，可以完全适应社会，也应获得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而非面对着病房里无法使用的电视机、走不出的围墙，以及彻夜点亮、闪得人无法安眠的小灯。

院外的人也有自己的顾虑与纠结。住院17年后，唐阳51岁，父亲唐叙谨81岁了。

“他是受害者，我也是受害者。你们哪个能保证他出来以后不出问题？”春节假期的最后一天，独居老人唐叙谨在他那精简、整洁到有些冷清的家中，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往昔，历数儿子发病后带来的那些冲突和伤害。

时间无法抚平旧伤疤，更无法回答那个最核心的问题：唐阳的后半生何去何从？

该咋办

唐阳想要出院。这已经是他第三次住进精神病院里了。

每天早上七点，唐阳准时起床，洗漱完毕后和其他病人一起到食堂吃早饭，遇上不下雨的时候再去花园活动一小时，剩下的时间里，除了集合吃饭，就是在病房里玩MP4，直到晚上十点熄灯睡觉。若要与外界电话联系，只能在每周四上午去护士站使用一小时手机。

“很无聊，没有任何人身自由。”唐阳向往外界的世界，怀念成都的酒吧与春熙路的繁华。

但唐叙谨有自己的看法。“我跟他妈妈说，就是他两条腿断掉了，只要能听我们的话，我们都愿意养他的，但现在是这个样子，他随时都可能把我们的头割下来，我咋弄。”这位头发花白的八旬老人向南方周末记者抛出了他的问题：“该咋办？”

1994年5月，唐阳第一次被送去精神病院，一个多月后联合病友出逃，被抓回去电击，直到住院三个月后，病情稳定被接出院。五年后的1999年，唐阳再次被送到成都市精神病院住院治疗，2001年离开。

唐阳不愿失去自由。唐叙谨收藏了两页泛黄的临摹纸，这是1997年3月，唐阳第二次住院前，唐叙谨和妻子写给儿子的保证书，夫妻二人承诺，绝不会再把唐阳送去精神病院，也不会对警方表示儿子有精神疾病，否则“不得好死”。

为了第三次将唐阳送进医院，唐叙谨选择了欺骗。2008年4月30日，唐叙谨的一个侄女带着爱人来访，唐顺势对儿子称，要去重庆参加亲戚婚礼。“他这个人好吃，说去参加婚宴，他也就同意了。”侄女婿开车，唐叙谨带着儿子直奔医院，“看见穿白大褂的，他一下子明白了。”

那几年，主流媒体上有过这样的报道，一名有既往精神分裂症病史的门卫砍杀路人，千万富翁因为利益纠纷“被精神病”，一农村老汉想要活活饿死患有精神病的儿子。

“这些都是充满血和泪的，都说明了这种病非常可怕。”在唐叙谨看来，把唐阳放在医院是最稳妥的做法。

他也有类似的回忆。有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