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她：成为买菜团长之后

一位生了孩子的中年女性想要重新走入职场，一直不是件容易的事。2025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蒋胜男建议延长男性带薪陪产假，促进两性就业公平，将女性就业问题再次摆上了台面。

在孩子幼小时，抚养责任大部分落在了母亲身上。即使孩子到了上学年龄，传统职住分离的工作模式，也因通勤时间与上学、家务时间重合，令众多已婚已育女性望而却步。

没有自主时间、收入断绝以及社交困境，是家庭妇女失语的重要原因。现在，一些女性正在用行动打破这一困局，她们走出家门，成为买菜团长、站长，“团”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自由之路。 

一些女性正在成为买菜团长。

属于自己的时间

2020年，在大理的苍山洱海间，张雪觉得自己陷入了困境。

此前，她原本与丈夫在昆明旅游行业工作，收入不算低。张雪任职计调岗，负责安排旅行团的司机与导游，以及吃住行等各项事宜。但在2020年后，旅游业被按下了暂停键，张雪夫妇的经济来源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由于客源断绝，他们接连两个月只能带底薪休假。一边是微薄的底薪收入，另一边则是年龄尚小的两个孩子和整个家庭的开支，无奈之下，张雪与丈夫只能辞去工作，回到家乡大理发展。

然而在同为旅游城市的大理，适合张雪的工作岗位并不好找。特别是两个孩子上学需要接送，早晚餐也需要准备，这都与大部分工作岗位的工作时间形成了难以调和的冲突。张雪虽然可以住在老家，节省部分生活开支，得到家里人的帮助，但沉重的经济负担与家庭责任，都将张雪压得喘不过气。

在困境之中，张雪将目光投向了社区买菜团购业务。时值多多买菜在大理的开拓期，作为“老用户”的张雪在看到服务站招商信息后，立刻动了当“站长”的心思——社区团购的货物，会从上级仓库运输到各服务站点，进行分拣后，再配送至站点覆盖的各自提点，方便附近的顾客取货。而服务站点所承担的，就是分拣与配送的任务。

张雪核验商品信息。摄影：董有喆

张雪夫妇居住的老房有足够宽敞的院子，只要稍作装修改造，便是现成的分拣场地。她与家人在院子里搭好遮雨的彩钢瓦，配送的货车也很快就位，然而当第一批货物运到站点后，张雪才明白何为“万事开头难”。

提及当站长的第一个月，张雪反复表示“真的好苦”。首要的问题是雇佣员工，分拣与配送工作时间在清晨，工作量大，不少员工体验了几天便不愿再来。一次，由于司机离职，当时车技还不算高的张雪不得不硬着头皮自己上，“搞个面包车，颤颤巍巍地，就开着出去送货了。”

对配送路线的不熟悉是另一大难题。一些团购自提点地方偏僻，仅凭导航很难找到。在前期的配送过程中，张雪的丈夫因为找不到自提点导致耽误履约时效的情况时有发生，不仅遭到团长责难，还会接到投诉。

在重重困难下，张雪的家人一度劝说她放弃，但她选择坚持，“挺感谢当时的自己，真的是一咬牙就坚持到现在了。”随着平台系统的升级，经验的积累，张雪这个“站长”也越当越顺。如今，张雪的站点日均服务团点超过160个，除了司机外，负责分拣的“老员工”多为站点周边的家庭主妇。

张雪将新鲜鸡蛋送达多多买菜提货点团长。摄影：董有喆

这并非张雪的有意筛选，而是家庭主妇的劳动特点使然。《第三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显示，女性在无酬劳动领域的日均劳动时间为3小时29分钟，远高于男性，这意味着女性承担着更重的日常家庭劳动。而站点分拣工作时间为早上五点至七点，正好与做早餐、接送子女上学等事务错开。

作为站长，张雪的工作往往从早上五点持续到上午十点半，之后的时间便完全由自己支配。在结束工作后，张雪有时会约朋友吃饭，或者打理植物，这与她之前在旅游业的计调工作有着天壤之别。

过去，张雪必须24小时待命，以便随时响应突发情况，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整块自由时间。“我感觉上班那几年，好像也没有好好地睡过什么整觉。”

而现在，她最大的“爱好”，就是睡个好觉。

“活招牌”

因团购建立起的良好的社交关系，与自主的时间同样重要。

对于70后多多买菜团长王红梅来说，社区团购让她的社交面变得更广了。访谈过程中陆续有人前来取货，王红梅偶尔会和他们打个招呼、聊两句，不像是刻板印象里商家与顾客的关系，更像是老朋友。

社区团购自提点是买菜团购的最后一步，以拼多多旗下买菜平台为例，平台在社区商业服务设施的基础上，建立了200万个自提点，这些自提点的经营者往往是夫妻二人，因此叫做“夫妻驿站”。密集的团购自提点，已成为社区的毛细血管，与居民生活密不可分，自提点负责人，被亲切地称为“买菜团长”。

社区团购自提点。

王红梅的“团长之路”始于2018年，当时她与丈夫经营着陕西西安的一家小卖部，地处通往大型住宅区的小路上，有货品也有人流量，但对于拥有两个孩子的家庭来说，传统小卖部的收益并不可观。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不算税金，便利店主营业务利润率约为18%，再加上小店面积不大，无法存储大量货物，进一步限制了收入上限。

为了“多挣钱给娃花”，王红梅夫妇利用小卖部开启了社区团购业务。每天上午八点，货品都会从站点配送到王红梅的小店，在进行简单的分类后，王红梅会为货品拍照，发在小区团购群中，提醒街坊们前来提货。从上午九点开始，人们便会陆续提货，一直持续到晚上七点多。

虽然开店时间自由，但她的小店总是为人们敞开着：“过年过节我们都没有关过，都一直开着。”

由于平台对买菜团长有细致的培训，王红梅很快便对分享链接、建立社群和操作系统等流程十分熟稔，但对于社区中的中老年群体而言，“用手机买菜”这件事的难度，不亚于高等数学题。曾有街坊拿着手机找王红梅帮忙操作下单，却忘记了输入支付密码，第二天前来取货，表单却没有相应记录，王红梅找了几遍都找不到，“最后我把他的手机一拿，上面显示的是未支付，取消订单。”这个小“谜案”才终于“告破”。

时间久了，王红梅甚至会给社区里的老人“辅导作业”：今天买几根葱，明天买一斤土豆，从一开始王红梅手把手教，到后来老人“熟能生巧”，能够自己操作，王红梅也乐在其中，仿佛帮助老人掌握了一项技能。

王红梅与社区居民的情谊由来已久。在两三年前，周边小区一度很难买到新鲜蔬菜，只有王红梅经营的小店下单自提，不仅能团购到肉菜，还能买到水果与零食。一时间，海量的订单扎堆出现，王红梅与丈夫忙得常常没时间吃饭。这些付出被社区居民看在眼里，不少社区志愿者在空闲时，会义务帮忙分发，还有居民做了美食，也会想着分给王红梅一些。

在王红梅的朋友圈中，记录着一份邻居做的菜卷。当时她从早晨忙到下午，没有空吃午饭，邻居担心她挨饿，就做了菜卷专程送来。回忆起那段时间，王红梅最深的感触就是：“我觉得大家都特别的好。”

同甘共苦的经历让王红梅与社区居民建立了奇妙的情感纽带，也为她经营的自提点积累了一批回头客。有位顾客住在其他小区，曾因买菜难，在王红梅这里团购过，如今即使他居住的小区内有其他自提点，他依旧习惯下单到王红梅的小店，再开车来提货，顺便和王红梅唠两句家常。

这种和顾客、街坊的熟络，在王红梅当买菜团长前并未体验过。“以前（只）开商店的时候，人家觉得，我是拿钱买东西，买完我就走。”而如今，人们在取货的时候总会攀谈起来，有时王红梅还会向相熟的顾客提供“情报”：“今天的鸡蛋特别便宜，才11块多一盘。”

她已俨然成为社区的一个“活招牌”，不仅与街坊的情感更近了，自己也变得更开朗：“比以前说的话多很多了，有时候我为顾客说了一个什么消息，让他们省点钱，我觉得还挺美的。”

王红梅与社区居民建立了奇妙的情感纽带。

“我”的规则

与张雪、王红梅类似，越来越多女性的职业规划趋向于时间灵活、上班方便的社区团购等批发零售行业。《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显示，批发与零售业个体经营者中，女性占比约51%，而全行业女性工作者的占比为47% 。

除了时间自由与社会地位的改变，经济收入也是女性创业考虑的重要因素。西安的60后买菜团长刘阿姨，做过保姆、保洁、服务员等等工作，还曾与丈夫在西安的寒冬中售卖熟食。后来，夫妻盘下了小区楼下的小卖部，经营了将近二十年。刘阿姨之所以选择成为买菜团长，初衷就是为了“多挣一份养老钱”，而在成为自提点后，小卖部的生意也变得更加红火， “80%来取菜的人，都会在店里再买点儿别的东西。” 

虽然与60后刘阿姨差着三十多岁，但“95后”刘莹莹在西双版纳经营自提点的原因，也与刘阿姨类似。成为团长之前，她曾是一名游戏主播，一度为了一千元钱，答应客户在7小时内打上荣耀段位，“连上厕所都在打，打得头晕眼花”。如今，刘莹莹的团点日订单量在400-700单，实现了“月入过万”，这在当地算是收入不菲了。

社区团购的迅速崛起，女性创业的机会也随之增多。

“我觉得女性经济独立非常重要，无论我干什么工作，处于什么生活之中，即使我跟别人结婚了，我也必须保持独立。只有经济独立，我才能活出自己的规则。”刘莹莹说。

随着社区团购的迅速崛起，诸如买菜团长、站长、分拣员等新型灵活就业岗位也已随之增加。根据《电商生态高质量发展与就业促进研究报告》的数据，以拼多多为例，仓储、配送、夫妻驿站自提点等仓配物流体系能够提供直接就业岗位约2111.5 万个，整个平台带动间接就业人数约 3420.6 万人，这为女性创业提供了诸多机会与助力。

当一位女性选择走出家门，从妻子、母亲的角色向更丰满的社会角色转变，她便不再是被动的、等待被安排的，而是拥有选择权、存在感与价值感的个体。她们正在用创业掌控着自己的生活，成为社区人际网的枢纽，她们被需要，也被尊重。

这条创业之路通往自由，而这份自由，带着烟火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