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法律书店寻找正义

很少有人能说出，中国第一家主营法律书籍的书店始于何时何地。一种说法是，1985年成立的广州法律书店，时间最早，名头最响。之后，法律书店出现在杭州、上海、合肥，还扎根在内蒙古通辽——这个地级市是法律工作者的体力噩梦，其中一个法庭辖区有八千多平方公里，法官有时不得不背着国徽，在草原上开庭。

法律书店的店长，面对是一个比八千平方公里还要辽阔的世界。

杭州、北京、长沙、太原的店长们，会用同样的句式回答“你的客户群体是哪些人”。他们的答案是：公检法司、律师、筹备法考的学生。然后呢？他们会在这里稍作停顿，再给出一些相似的、又稍显意外的答案：上访户、讨债者、出轨男人的太太、偷情女人的丈夫，还有一位时刻担心被谋杀的中年女性。这几种情况过于特殊，严格来说，他们并不是一个“群体”，但店长们在讲述他们每个人的痛苦、悲伤时，好像这些痛苦和悲伤就足以让他们组成一个群体了。

过去40年来，店长们每天的工作是，找书、发货、办分享会，之后，还要耐心听某位读者诉说自己的案情。找不到公平、兄弟姐妹谁能分到老宅、老人的遗嘱该怎么写、小老板工程款怎么要……直到新冠来临，店长们的耳朵终于暂时得到休息。

对店长耐心的更大挑战是现在，在家压抑了三年，不少夫妻们都想着离婚，很多家庭主妇要从两人的恋爱故事说起。

故事的结尾往往只有一声长长的哀叹。一位店长说，“这就好比去医院，医生都不一定能解决所有问题，何况面对不那么周全的法律呢？”

更多时候，到法律书店里诉苦和求助的人走进的，像是一间解忧杂货店。

（农健/插画）

卖“爱马仕”的人

她想，那老百姓也有“阅读权”，便允许读者把新书的塑封拆开。

号称最了解长沙律师的冼荣丽，曾是自豪于一天卖出26台小天鹅洗衣机的销冠。现在，她在浏阳河畔运营着一间法律书店，精致的建筑被槭树和六道木围绕。2024年秋天的一个傍晚，薄暮降临，霞光在河水中无限延伸，两个女孩走进书店，向正要关门的她借厕所，冼荣丽热情答应，转头，她圆圆的脸上流露出一副成竹在胸的表情，说，两个女生肯定不是律师，因为，“她俩都没来书店看过书”。

销冠努力记住走进书店的每一张面孔，她的另一个技能是让顾客“发现”需求。她曾向已婚男士灌输“至少买两台洗衣机”的理念，一台太太用，一台长辈用，有助于呵护易碎的婆媳关系。如今她希望湖南所有的法院院长、检察长、律所主任，桌面都有一本“爱马仕”——这个词是她自创的，用来形容橘黄色封皮、2520页、定价690元的《注释刑法全书》。

很多人居然也接受了。一位律师对南方周末记者坦言，他把“爱马仕”买回家后，没翻过，就摆着。

销冠自己当然也没看过。

销冠的技能还很多。她会用爱马仕、香奈儿、美拉德等新潮的名字符号化一本书。她知道刑法要看张明楷，顺便搭配李立众的《刑法一本通》，民法可以参考王泽鉴被称为“天龙八部”的8本书，她甚至能判断出，哪本书的作者，是找硕士、博士代笔，再挂个名。但她看一本法律书，只看它的目录和摘要。

有时，她推介书目的理由听上去不可思议：“我在中国法院博物馆，看到周春梅法官的照片旁边，还有一个邹碧华法官。店里有他写的书，我就想卖。”周春梅是已故的湖南省高院法官，2021年，被一位打招呼未果的同乡行凶报复。邹碧华曾任上海市高院副院长，2014年突发心脏病殉职。

销冠没有接受过一天的正统法学教育。

在她接手前，长沙法律书店蜷缩在定王台书市一楼的角落。那还是2019年，有时一天只能卖出一本书，学计算机的丈夫相信，关闭实体书店是最好的选择。在电器、服装、手机业都加冕过销冠的冼荣丽，却看到下一顶闪耀的王冠，她告诉丈夫，把一年50万业绩的书店交给她，她要搞到一年500万。

“他觉得，哎哟，怎么可能？我说，‘而且会很快’。”

接下来几年，相较于接受过正统法学教育的人，奔向500万目标的冼荣丽，却接触到一个更加鲜活的法律世界。

她接受的法律教育很大部分来自顾客。她原本认为，她的顾客只有法官、检察官、律师，他们几乎不穿牛仔裤，偏爱黑色西裤和眼镜。接手后的日子，销冠在五十多平方米的店里，像学外语一样，从这群人嘴里，学到了公平、正义、权利。这对她启发很大，她想，那老百姓也有“阅读权”，便允许读者把新书的塑封拆开。

但她的顾客不只有法官、检察官和律师。

某年冬天的一个傍晚，一位短发、微胖的残疾老太太，到书店里找和刑法相关的书，她不知道自己该买什么，就说起了自己的故事。她的儿子和儿媳离婚了，读初中的孙子和自己住。不久前，孙子持刀，在酒吧街抢了一部手机。孙子是主犯，手机价值超过3000元，被羁押超过7天了。儿子和儿媳都不回来，老太太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在此之前，冼荣丽距离案子最近的一次，是在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