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膺”“服膺”究作何解？ | 戴海斌读《庚子事变手札（整理）》随札

拳民在天津。立体照片，用特制的眼镜观看，会有三维立体效果。

《庚子事变手札》，一函四册，原件藏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图书馆，馆藏著录说明来自张亨嘉藏札。张亨嘉（1847-1911 )，字燮钧，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光绪九年（1883）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长期在翰林院、南书房供职，曾出任湖南、浙江学政，京师大学堂首任总监督，晚年官至兵部、礼部侍郎。册内存札百余通，作者多数为张亨嘉同僚、门生故旧和亲族，其中包括徐琪、徐郙、恽毓鼎、陈璧、绍昌、松寿、李希圣、曾广銮等近代史上的有名人物，也有少量张亨嘉的复函。关于这批珍贵资料的渊源与流传情况，已不易厘清，简而言之，“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文革’混乱时期，经由某种特殊机缘，从故宫博物院随其他资料一起调拨到当时的巴彦淖尔盟图书馆的。自此以后，便如泥牛入海，杳无声息。”（《庚子事变手札（整理）》，北京燕山出版社2021年12月，“前言”）直至2021年，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张永江教授整理团队的校释，《庚子事变手札整理》以全部原件影印，加排印释文的形式出版，书后附录“人名（含别名字号）资料索引”，颇便利用，善莫大焉。

左为《庚子事变手札》原件，一函四册，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图书馆藏。右为张永江校释《庚子事变手札（整理）》，北京燕山出版社2021年。

张亨嘉信札。

据整理者细致识辨，这批信札一共有113通，包括重复件和附件，大部分信札（87通）产生的时间和背景是在庚子事变和辛丑年间（1900-1901 )，内容也多与庚子事变有关，1903年以后的也有26通。其中“数量最多，也是最有研究价值的部分”，是庚子事变前后的往返书信，每多议论通报朝局时政，数量有七十多通。

事实上，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邵循正先生带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现代史方向的青年教师，组织编辑《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时，就已注意到这批信札，从中选录了集中反映八国联军抢劫与和议史实的10通书信，加以标点和简单注释，题名《徐琪等与张亨嘉书》。据“编者案”：“《徐琪等与张亨嘉书》原件，北京图书馆藏。原题作《庚子事变手札》。册中粘贴徐琪、恽毓鼎、李希圣等与张亨嘉信札一百五十余件，我们只选录了十件。这些信件大部分写于北京沦陷以后，其中有洋兵抢掠与和议的史料。”（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中华书局196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