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前 | 在银座单向街聊阿伦特与伯林

蛭田圭与他的著作《汉娜·阿伦特与以赛亚·伯林：自由、政治与人性》中译本。

笔者2024年10月份在东京采访了《汉娜·阿伦特与以赛亚·伯林：自由、政治与人性》(以下简称《阿伦特与伯林》)的作者蛭田圭，那篇对谈已于去年底发表在《上海书评》上。做访谈时我就跟蛭田说了，有时间的话到银座单向街书店做活动吧，你的书刚开始在中国卖，肯定有很多读者想跟你交流。他很爽快地答应了，于是我就跟单向街书店的朋友联系，她们也表示欢迎，很快就敲定在二月十五日举行一场关于《阿伦特与伯林》的活动。这是银座单向街书店开业以来第一次策划做关于西方哲学的活动，跟哲学有关，难免曲高和寡，可书店的朋友们理解这样做的意义，让我很感动。单向街银座店的宗旨是成为中日乃至亚洲各国文化交流的窗口，同时也是向世界开放的。由负笈过牛津的日本青年学者谈阿伦特与伯林这两位二十世纪重要的哲学家，应该是很有意义的题目。我们商定这个节目还将通过网络直播，让国内读者同步分享，一起参与讨论。

一眨眼到了二月十五日，笔者作为与谈人兼口译一起参加了这次活动。刚到书店时，看到二楼做活动的地方只有四个人，比我第一次单独做活动时人少很多，难免有点担心。可一到两点半，座位基本上坐满了，于是轻松地开始了活动。日语里有句谚语叫“不打开盖子，不知道里面有什么”，果真如此。

蛭田圭的学术之旅

我先简单介绍了一下蛭田，说他的著作的中译本在中国开始销售后反响很好，也有学者在网上做活动讨论了这本力作，然后就请他开讲。蛭田讲了近一个小时，从如何对阿伦特和伯林这个题目产生兴趣，写作的缘起，如何收集资料，再讲到书的内容，出版的过程，出版后的反响等，可以让听众对这本书有个大概了解。考虑到听众大都并非研究政治哲学和思想史的，关于书本身讨论的问题当然无法展开太多。关于这本书讲的是什么，我三年前在英文原著出版后不久在上海书评上发表了上万字的长篇书评，详细介绍了此书，在此就不再赘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蛭田讲完后，除了跟场内听众互动，也回答了国内读者提出的几个问题，我作为与谈人也参与了讨论。在这里就尽量完整地追溯一下整个活动，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读者肯定想知道蛭田是怎么想到做这个研究的吧。我们知道，每一个认真著述的作者都会有他的问题意识，而问题意识的形成并非一两天的事情，尤其要写一本好的学术思想类专著，更是耗时日久，三易其稿都不是什么新鲜事。蛭田说那是2006年，他刚进牛津大学读书不久。有一天读伊朗哲学家贾汉贝格鲁受法国著名杂志Esprit(精神)之托做的《伯林谈话录》，看到里面伯林对阿伦特的评价大吃一惊。因为伯林对这位伊朗出生的哲学家说，尽管知道很多人推崇阿伦特，但是他对阿伦特的思想没有什么敬意，因为阿伦特没有什么自己的主张，她的思想只是形而上学式联想，既没有逻辑关联，也缺乏想象的联系云云。看到这些话，蛭田说他感觉不可思议，因为他在那之前也读过一点阿伦特的书，觉得她跟伯林在很多方面观点很接近，搞不懂伯林为何会如此评价同为犹太裔哲人的阿伦特。这次阅读经验应该是做这个研究最早的起源了，虽然那时并没有决定做。

到了2009年，迎来了伯林一百周年诞辰，那时蛭田已经转到伯林生前担任过第一任院长的沃尔福森学院读博。此时伯林的编辑哈蒂也在沃尔福森学院工作，负责管理伯林著作的版权和相关资料等。在此插一句，那时我跟哈蒂已经通了五年电邮了。伯林书信集第一卷出来后，我跟哈蒂说了一些伯林书信在日本的线索，从此开始配合哈蒂收集伯林在日本的书信等(有关内容在四年前写成《在日本寻找伯林》发在《南方周末》上)。也就是在那次联系后不久，哈蒂问我知不知道一个叫蛭田圭的日本留学生，我说不认识，那是第一次听到蛭田的大名。

适逢伯林百年诞辰，最忙的当然就是哈蒂了。恰好沃尔福森学院决定编一本小册子纪念这位首任院长，书名就是《以赛亚·伯林与沃尔福森学院》。很多人当时想知道，为何伯林在他作为哲学家最成熟的时候，不专注于自己的研究，却一心一意为牛津大学建一个新学院，还要参与繁忙的行政管理，这也是编小册子的原因之一。因为哈蒂要做演讲、接受采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