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福生 | 《易卜生文集》出版始末兼忆绿原先生

挪威作家易卜生（1828-1906）。

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成立之初，制定了“世界文学名著介绍选题计划”，其中就列入了易卜生、斯特林堡、安徒生、勃兰兑斯、霍尔堡、比昂逊等北欧作家，并指定专门的编辑负责。赵蔚青先生曾主持过一段北欧文学，他是1952年入社的老同志，从上世纪四十年代起就有译作发表，我社早期的东欧文学作品也是他责编出版的。1984年他退休时，留给我的“遗产”中有几页材料是最早制定北欧文学出版计划时，征求有关专家、出版家意见的记录，其中包括孙用、叶君健、穆木天、徐调孚、陈西禾、巴金、施蛰存等人，他们的建议在后来不同年代制定的北欧文学计划中都有体现。但北欧文学的翻译出版由于大形势的原因，“文革”前始终未能如一些文学大国那样受到重视。

进入主流

北欧文学在我社真正进入出版主流还是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绿原先生接手这一片工作后开始的。绿原先生1977年从版本图书馆重回人民文学出版社，以惊人的效率，一面编发了许多欧美片的理论书稿，如《蔡特金文学论文集》《论浪漫派》《拉奥孔》等，一面开启了北欧文学出版工作。他首先攻克的是沉积了多年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六卷）。勃兰兑斯的这部大书我社1958年曾启动过一次，出版了老翻译家、老出版人韩侍桁先生翻译的第一分册，仅印了一次就再无声息了。就其原因，我曾问过蒋路先生，他是这第一分册的责编，和韩侍桁先生更是新中国成立前的老朋友。蒋路先生的回答有些模糊，我个人臆断，就是译文的问题。

绿原先生1978年决心重新开启这部大书，他向北外的张道真先生约译第一、三分册《流亡文学》和《法国的反动》。顺便说一句，2007年3月我去张道真家签这两卷的合同，同时请他重修一遍译文。聊天中他告诉我，他非常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非常感谢绿原先生向他约译这部书稿，因为当时他还是“待定”的身份，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次向他约稿，等于是给他贴了“政治可靠的标签”，他可以“堂堂正正挺直了身子”。他还说：他在哈佛读比较文学专业时，用的课本就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所以翻译起来比较得心应手。第二分册《德国的浪漫派》绿原先生自己动手。第四分册《英国的自然主义》约给了商务印书馆的徐式谷先生，他又将一部分分给了他在北京编译社时的老同事江枫和张自谋。第五分册《法国的浪漫派》由绿原先生在复旦时的老同学李宗杰教授翻译，第六卷《青年德意志》由社科院外文所德语研究员高中甫先生翻译。这样的译者阵容，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当下，都算得上顶级的了。

1980年第一分册《流亡文学》出版，这一年，“胡风案”平反，绿原先生恢复了党籍。1981年他出任我社外国文学编辑室副主任，他翻译的第二分册《德国的浪漫派》出版。

本文作者（图左）在绿原先生家中。

计划搁浅

这一时期，我所见到的是一个快乐的绿原，一个浪漫诗人的绿原，一个充满能量的绿原。1983年他升任出版社的副总编辑，于是他又信心百倍地开始了一个更加庞大的计划，组译《易卜生全集》和《斯特林堡选集》。但是，副总编辑的岗位已经不允许他专心扑在北欧文学上，而是要求他将大部分时间精力放在管理外文部五十余人的编辑工作上。同时，这一时期也正是全国出版工作开始改革，逐步进入一个陌生而多变的、从“政治第一”慢慢转向“追求利润”的阶段。

《易卜生全集》是1983年正式上马的，并列入了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点出书计划。经过数年的酝酿和组织工作，包括旧译重新修订，新稿组译，补齐易卜生一生创作的全部戏剧、诗歌、文论等。在1986、1987年出版了《易卜生全集》第一、二两卷后，由于第三卷的征订印数未能达到开机印刷的标准而停止了出版，所有的稿子束之高阁。当时改革中有一项新的规定，征订印数不足四千的书一律不准印行。所谓征订印数就是全国各地新华书店报上来的所需数量的总和，每本书的印数是严格按这个征订印数印行的。我责编的《冯维辛戏剧两种》也因没有达到四千册而“胎死腹中”，尽管它本是“外国文学名著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