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荆棘：被忽视的女性疼痛

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公众普及率仍不够高，女性遭受痛经被视为平常。（视觉中国 图）

五号诊室就像一座“疼痛博物馆”，收藏着未被书写进病历本的呻吟：“像钢筋穿透小腹”“腰背疼痛伴随肛门坠胀”“经血像小便一样流”，还有说不出形状的“丝丝拉拉地疼”。

这些被视作“正常痛经”的躯体信号，其实都指向一种疾病：子宫内膜异位症（以下简称“内异症”）。

这里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海淀院区的四楼妇科病区，2025年初的一个周四早晨，这间诊室门口已经排起长队。八点一刻，刚结束一台手术的徐冰快步穿过人群，医用口罩在她脸上压出的浅痕未褪，手术帽紧箍着蓬松卷发。尚未落座，她已抽出核磁片举向阅片灯，“这个子宫（肿胀得）太大了，你疼了很久了吧。”妇科医生徐冰已经与这种疾病缠斗十多年，仅凭影像显示的病灶形态就能判断病情。

这种让子宫内膜细胞逆流至盆腔扎根的慢性疾病，自1885年命名以来，便长期游离于医学研究的边缘。当徐冰还是医学生时，教科书仅用一张纸概括此症。直至2007年，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专家郎景和的团队牵头制定了首部《子宫内膜异位症诊治规范》，这种被称作“良性癌症”的疾病，在中国才首次有了统一的诊治标准。

比医学研究更难突破的，是“女人嘛，痛经很正常”的社会规训。作为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专家，徐冰从2013年起开设内异症专病门诊，见证了太多被疼痛摧毁的人生：有人因长期注射杜冷丁被医院警告“再打就报警”；有人因痛经被迫休学改写人生轨迹；更有患者疼痛多年找不到原因，认为自己中了邪，到处找人做法驱邪……

“终于确诊了！”诊室里突然高响外地口音，这位肤色深褐的女性曾在老家跑遍大小医院，始终无法查明原因。她像弹射炮弹一样诉说自己多年的委屈：“医生摸摸我这儿也疼，问问我那儿也疼，他说我不应该来妇科，我得的是精神病……”

徐冰和助手低头不语，开始往病历单上写明病症。此刻的宣泄，是这间诊室最常见的开场白，而作为医生的她们，已经见过了太多太多。

被疼痛吞噬的人生

“医生说，你要再打杜冷丁，我们就报警。”2024年末，术后一周的王媛缓步走向讲台，讲述自己的经历。那是2015年，她照例去医院打杜冷丁，痛经已有三年了，她几乎每个月都要去医院打上一针。

疼痛愈演愈烈，王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起初她还能靠布洛芬维持体面，痛个两三天就结束，后来时间慢慢延长至整个经期，再到后来是二十天，甚至一个月。止痛药得配合着杜冷丁之后使用，但还是疼。疼痛让王媛几乎没办法上班。

随之而来的是贫血。最严重的时候，她坐在马桶上感受经血如小便般喷涌，血色素掉到了50多，而正常值在110-120之间，急诊医生强行扣留她输血。她的身体虚弱万分，走20米就喘，上两层楼都累得不行。

其实第一次痛经时，王媛就意识到了不对劲。2013年冬季的某个凌晨，20岁出头的她跪着蜷缩在北京出租屋的床角，用头抵着墙，试图分散腹部传来的剧痛，全身上下冒汗不止，像冲了澡没擦干。这是她第一次意识到，痛经可能会要人命，绝望至极的时候，恨不能将自己撞晕。

王媛走不动，朋友就拿轮椅推着她走进了医院。当医生潦草写下“疑似子宫腺肌病”，要她吃止痛药缓解时，她并没当回事。直到在网上搜到说治疗就得切子宫，王媛慌了，她还没谈恋爱，想为自己保留生育的机会，于是一扛就是五六年。

直到2018年，意外怀孕得来的儿子3岁了，她才决心治疗，在病友的推荐下找到徐冰。为了挂上号，她还花300块钱找了黄牛。

这是《她的荆棘：从痛经到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读书分享会，这本书徐冰花了四年写成。作为徐冰的病人之一，王媛受邀前来分享。

如今的王媛在北京一个社区里工作，朝九晚五，别无爱好，除了工作就是陪伴儿子。分享会当天，王媛扎着一个马尾辫，苍白素面难掩疲惫，一举一动仍带着滞重感。彼时她刚做了腹腔镜手术，徐冰劝她休息，但她执意要来。她想告诉所有人：痛经就是一种病，忍是最错误的决定。

台下传来窸窣的抽纸声，病友们早已泪流满面，无声地传递纸巾。她们都知道，未被识别的疼痛吞噬的是具象的人生。

日本电影《生理酱》将生理期的各种生理痛拟人化呈现。（资料图）

内异症患者钱多多的生活在一次跑步后被彻底改变。2017年，读初二的钱多多捂着腹部跑完第一圈，企图向足球教练请假，她说自己来例假了肚子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