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建强 | 战后80年,读加藤阳子的《病入股肱》

把自己记忆成受害者,可以增进结构性的无助感和开脱感,使其自己的身份合理化。从这种意义上说,受害者本身是一种制造自我怜悯的“工具”。这个“工具”,在重塑日本的战败文化方面起到了效用。

责任编辑:刘小磊

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加藤阳子与她的著作中译本《病入股肱》。

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加藤阳子与她的著作中译本《病入股肱》。

今年是中国抗战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胜利80周年,也是日本战败80周年。写有《俘虏记》《野火》的小说家大冈升平说过,历史绝非单纯的循环,“何曾相识”的历史意识本身就是失败主义的象征。若从这个视角来思考战后80年的话,有一本书不可不读。这就是东京大学教授加藤阳子的《病入股肱——日本近代史上的天皇与军队》(贺申杰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23)。这本书的重要性,与其说是在于梳理了天皇与军队的关系,还不如说是在于揭示了“积累的战争记忆“与“国家形态”的关系。作者用最新史料叙述了这种“积累的战争记忆”是如何走向战争并为亚洲带来灾难的。

近年来,历史与记忆的关系为人们所关注。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主持编写的七卷本《记忆之场》的节选中译本,南京大学出版社也早有出版。在这个问题上,不是说记忆就能取代历史,而是历史本身内在地包含了记忆要素。没有记忆的历史和没有历史的记忆,都是看着窗外风景发呆者的想象。当然记忆有被选择、被修饰、被移情和被屏蔽的命运。所以,记忆是材料而不是印痕。印痕是无意的,因此会留下。记忆是有意的,因此会走样。就战争记忆而言,关键点并不是一个随战争结束而风化的问题,而是一个失真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年久遗忘的问题,而是一个变形的问题。实际上,日本人既没有风化战争记忆也没有遗忘战争记忆,每年出版大量的各类二战史书和近现代史的书,表明了这点。问题点只是在日本人的战争记忆中,有多少是被“积累”的“后记忆”所占据?

拆解这个“占据”,是加藤阳子的研究工作。她在书中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1941年4-11月,日美两国开展外交谈判。谈判面临“重重困难”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美国准备调停中日战争。两国对停战条件一直无法合一。当时日方提出两个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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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吴依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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