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新江 | 悼念项楚先生——中国敦煌学的中坚

如果说,改革开放后季羡林、周一良是推动中国敦煌学重新起步的第一代学者,那么项楚就是第二代学者中的佼佼者,是迅速占据敦煌语言文学研究高地的中国敦煌学的中坚力量。

责任编辑:刘小磊

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项楚(1940-2025)。

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项楚(1940-2025)。

2025年2月4日上午收到张涌泉兄的微信,告知项楚先生早上去世。印象里这些年项先生很少出来活动,但一直没有停止学术研究的工作。不过涌泉说他这几年身体一直虚弱,最终不幸离世,享年85岁。项先生1962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1965年四川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1980年起任教于四川大学中文系。曾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以及该学会语言文字专业委员会代主任。

我最初听到项楚先生的大名,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北京大学我们老师辈的敦煌学圈子里。1983年10月,国内出版了一本《王梵志诗校辑》,根据28种敦煌写本以及散见于唐宋诗话、笔记小说里的王梵志佚诗,经过点校、考释,首次编成较为完整的王梵志诗集。其实这在收集、整理王梵志诗上是有功绩的,但王梵志诗流行于民间,抄本俗、别字满纸,又多为唐朝口语,校勘难度较大,理解也容易偏差。此书一出,就引起一些批评。像我们北大历史系的周一良先生,具有小学功底,又有敦煌学素养,曾经参与《敦煌变文集》的编纂,看过这本王梵志诗的整理本后,就撰写了《王梵志诗的几条补注》,提出一些批评意见(《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后来,北大的几位先生看到项楚发表的有关王梵志诗词语辨析的文章,觉得这才是一位有实力的学者。1985年夏天在乌鲁木齐召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大会时,季羡林、周一良等见到了项楚,知道他正在对王梵志诗做全面的校注,于是决定给与大力支持。关于此事,现在网上常常只说到季羡林先生,其实主要操办此事的是历史系的王永兴先生。我当时是隋唐史专业的研究生,给几位敦煌学的先生们跑腿,记得王先生让我把王梵志诗的卷子从缩微胶卷冲洗成6×10cm大小的照片,陆续寄给项楚。后来项楚完成了《王梵志诗校注》及《续拾》,总共大概有五十万字,周一良、王永兴、宿白三位先生通读了稿子,认为质量很高,所以决定在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4辑上,打破常规,一口气发表出来。我那时已经毕业留校,主要工作就是帮几位先生编这本《论集》,为了出版方便,《论集》采用手抄的形式,免得那么多俗字、别字要造字,文书格式也很难排。负责抄定稿的老师住在西直门一带,我就成为从北大骑车到西直门往返传送稿子的人,也一遍遍帮先生们做校对工作。

终于在1987年6月,第4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之所以这样赶工,是因为听说日本京都大学的入矢义高教授要给这本《王梵志诗校辑》写书评,按照入矢过去批评《东京梦华录注》等书的做法,这篇书评一定会让中国学者非常难堪。与此同时,中国敦煌学圈子里盛传入矢的同事、京都大学教授藤枝晃曾宣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更加促使北大的几位先生要把一部五十万字的书稿当一篇论文发表出来。这一招儿果然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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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吴依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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