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石 | 怀念项楚老师

2020年时的项楚先生。秦颖 | 摄

一

我因长居蜀外，能见项楚老师的机会不多。2019年8月回蓉参加“中国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暨项楚学术文集首发式”。那次会上印象最深的，除了中华书局徐俊兄代表出版社的发言内容饱满、情感真挚外，就是八十甫至的项老师，面对8种11册一生心血的结晶，一如既往地心清气静，精神矍铄，在不长的脱稿致辞中回顾了平生经历，特别提到老师对自己的培养、母校的蜀学传统对他的影响以及自己的治学方法，并表达了对未来学术发展的殷切期待。

再就是仅仅两个多月前的去年12月初回成都，同门学弟学妹和川大文新学院的同仁们邀聚，项老师和师母何老师也欣然亲临。我知道这几年项老师的身体不算硬朗，去年8月间何老师跟我通话时还担心项老师的身体，但朋友圈中还是能看见项老师的活动，有时是跟何老师冬天在三亚的照片，有时是春秋佳日郊外短足师生同乐的照片。但这次再见项老师时，他步履的缓慢和衰惫的面容让我难过。当他们提前离席，我和几位同门送到路边，在车旁与项老师握别的一刹那，我的眼泪不自觉地夺眶而出，心里还在想，幸好是夜色掩饰了我的唐突。

但即使如此，谁都不会想到噩耗来得这么猝不及防。我当天拟了一副挽联发在朋友圈：

伊昔弱冠承化泽

而今垂老失恩师

我素不善辞章，但这两句几乎是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的。这种伤逝和自伤兼具的感情，得到诗才学问双擅，也是项门弟子的周裕锴教授的印可，说那不是别人能写和能用的。潮州韩文公祠里有一副对联：“天意起斯文，不是一封书，安得先生到此；人心归正道，只须八个月，至今百世师之。”记得前人说过，此联好就好在不仅不能用于他人，也不能用于其他地方的韩文公祠。我的挽联不足与前贤并论，但就这种恰切性来说，多少有些相似。

我祖籍四川大邑，父亲也是川大中文系的学生，毕业分配去了华东师范大学，1958年因右倾被以支援内地的名义赶到了合肥师范学院。我不满17岁从合肥一中考进川大中文系，毕业当年即入读本系成善楷老师的硕士生，一年后系里将我转到项老师名下，遂有幸得成进入项门最早的一位学生，当时大概也就21岁多吧，所以有上联一句。至于下联，流光抛人，转眼间学生也已花甲逾二，不折不扣的白头门生了，遽失恩师，痛何如哉！

1985年项楚先生讲授王梵志诗研究课程时本文作者刘石所用课本《王梵志诗校辑》。

二

那么当年系里为什么要把我转给项老师呢？话就得多说几句。

项老师1962年从南开大学毕业后，考取蜀中硕儒庞石帚先生的六朝唐宋文学研究生，毕业后恰逢“文革”开始，失去搞专业的可能，先后到大凉山军垦农场劳动和成都西北中学任教。1976年参与《汉语大字典》编写工作，语言学名家赵振铎先生其时担任常务副主编，正为一堆敦煌变文发愁。因为项老师此前倾心文学创作，还在撰写一部叫《沙漠宝窟》的电影剧本，算与敦煌有些关系，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