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励：豪侠，贪玩鬼，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姜晓明/图）

一个多月前，纪录电影（Documentary Film，区别于电视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导演方励在一次影片路演的前夕，突然晕眩、呕吐，参加媒体颁奖活动上台领奖时，自觉“摇摇晃晃，几次都咣叽撞在墙上”。

10天后，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方励在我们面前侃侃而谈，精气神完全看不出是70开外的人。他说，“前几天能走直线了。去做了脑部、颈椎核磁，啥事都没有。医生说是前庭神经炎。”

只是眼睑下深深的黑眼圈，和踱步时弓着的背，到底泄露了透支与疲惫。为了这部电影的海内外宣发，方励连轴跑了四个月、近两百场路演。医生说他不能再奔波。但在“大老方”的人生词典里，没有“停下来”这回事。何况是为了《里斯本丸沉没》——他生命时间轴里最重要的事之一。

据猫眼电影数据，《里斯本丸沉没》票房收入为4737.8万元，离收支相抵还差很远。但在方励心目中，这从来不止于一个电影项目，而是他对1816个盟军战俘家庭和255个中国渔民家庭的承诺。

前半生，方励浸淫于金融和地球物理、海洋调查技术；近二十多年里，他主导或参与了16部电影的制片。他不爱睡觉，酷爱观察和玩耍；不事消费，却会为自己看重的项目不计成本；在2014年和2024年的两次一席演讲中，他喊话年轻人，要多体验、少算计，“珍惜生命最好的途径，就是把自己的生命淋漓尽致地燃烧透了。”

方励本人，正是他这套生命哲学最彻底的践行者。

清流与温度

《里斯本丸沉没》的缘起要追溯到11年前。2014年，方励和韩寒拍摄电影《后会无期》时，从普陀去东极，坐在交通艇的甲板上与船长聊天，听到了一个充满血泪、残暴和人性高光的故事。

1941年12月，香港的几千名英联邦士兵在与日军鏖战17天后被迫投降，成为战俘。1942年9月底，日军将1800余名战俘送上货船“里斯本丸”，意欲将他们运往日本做劳工。在行驶到浙江东极海域附近时，里斯本丸被美军潜艇误判为战船，发射多枚鱼雷击中。此后的25个小时里，日军将战俘们封锁在船舱底，钉死舱门。英军战俘奋勇自救，破舱逃生。危难之际，浙江舟山渔民划着舢板救起了384名战俘，并给他们提供食物、衣物和庇护所。尽管如此，仍有828位战俘或被淹死、或被日军射杀、或被困在船中未能逃生。

听过之后，方励对这段历史再也无法放下。“谁让我既懂海洋调查，又拍过电影？”第一步，他带领劳雷工业的员工，用两年时间找到了沉船的准确位置；接着，他听说了林阿根和丹尼斯·莫利两位事件亲历者仍在世，决定用镜头记录下宝贵的口述。

起先，他只打算拍个适合小屏幕的纪录片。但随着他花费两百多万元在英国三大报纸上刊登寻人启事，团队找到了380个战俘家庭，并采访了其中的一百多个家庭。许多人是头一次对外人（包括家人）讲述那段创痛深切的过去。在去加拿大采访到另外一位幸存老兵威廉·贝宁菲尔德后，方励决定：要把这段历史搬上大银幕。

2023年8月15日，伦敦南岸英国电影协会放映厅，《里斯本丸沉没》试映。彼时，电影的动画部分还未完成，摄制组采访的三位事件亲历者相继去世，方励担心“再不放映，会来不及”。

试映会后的一个月内，方励收到了130多封充满感谢的留言和电子邮件。“我的脸都快被吻肿了。”回想起那夜，泪点本就低的方励又一次要哽咽。

在国内观影时，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副教授杨蕊一度疑虑，这样一个外国人在遥远的二战历史上的灾难断章，何以要大费周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