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群英会高端专访

激进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兴起对土耳其的地区利益构成威胁，非国家行为体的崛起和影响也在破坏土耳其寻求区域稳定的努力。 土耳其意识到了权力平衡等重要性。作为一个中等强国，土耳其正试图在东西阵营之间发挥作用，土耳其并没有尝试做出选择。 土耳其正在考虑与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成为不同领域的合作伙伴，中东、非洲、中亚、巴尔干、高加索、黑海、邻近地区是土耳其感兴趣的地区。 欧盟不想叙利亚和伊拉克成为邻国。如果土耳其入盟，那将带来数百万难民。土耳其应该成为中东和欧洲之间的缓冲。

以前，新加坡的高级公务员主要选择在欧美国家进行学习，但现在，他们也把中国作为一个新的学习基地。这一变化的原因在于中国近年来的快速发展。 世界在变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快速发展，正在改变全球治理体系。这个体系变化的主要趋势是采取更加协商和多元的方式，而非以往的霸权体系。 在处理全球问题尤其是中美关系问题时，不能仅仅从自己的知识体系和国家场景出发，还需要从对方的角度考虑。如果只站在自身的立场上，对世界的理解可能会有偏差。

特朗普上台之后，恐怕首先会对内开刀，比如美国深层政府（Deep State，这里代指美国庞大的文官队伍体系）和联邦政府的一些部门。 特朗普在4年任期里，会考虑自己留下什么政治遗产（political legacy），即能让后人记住他做了什么，大概率不至于太出格（做的太坏）。 华盛顿实际上有两个对华鹰派，一个是负责任的鹰派，一个是不负责任的鹰派。负责任的鹰派希望管控中美战略竞争，而不负责任的鹰派，很希望未来一段时间和中国有一次局部军事冲突。

像马特·波廷格这样的“对华鹰派”，在未来特朗普的内阁班底里不在少数。特朗普上台后对中国大概率会更强硬。 双方意识形态对立的强化，离不开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可以说，政治放大了意识形态的分歧。美国方面过度渲染，甚至夸大了来自中国的意识形态挑战，这让双方更多地失去了战略互信。 过去美国在知识产权、贸易赤字、人权等议题上也持续向中国施压，但到一定程度它就会停手。为什么呢？因为“损人不利己”“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但特朗普任期里，这个逻辑行不通了。他宁可要自损八百，也要杀敌一千。

一是对特朗普忠诚，二是与特朗普意识形态理念保持一致。提名名单里的人，毫无例外都具有这两个突出特点。 一部分美国中产阶级认为，现行的制度对他们来讲没什么好处，他们要寻求新的出路。这个出路不在体制内，而是在体制外，而体制外谁来代表呢？就是特朗普。这是他们的基本逻辑。 如果特朗普改变一中政策，会动摇中美关系的根基，等于和中国彻底决裂，将带来经济、军事和外交上的巨大负面影响。这个风险太大，我不认为他已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