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者唐小兵：不确定的时代是常态，要寻找内在意义感

唐小兵，湖南衡阳人，1977年出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秦颖 摄）

从衡阳师范学院的新闻专业教师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诸多时间节点上的些微偏移都有可能改变唐小兵的职业生涯。

如果本科期间没有任凭兴趣阅读《单向度的人》《爱欲与文明》等“闲书”，他不会对知识分子问题萌发兴趣；如果没有在工作后回母校湖南大学与留校的好友相聚，他不会在长沙逛书店，发现许纪霖的《另一种启蒙》；如果没有在《书屋》杂志发表这本书的书评，他不会想到写信给许纪霖与他交流自己的问题困惑；如果许纪霖没有在调任到华东师范大学后仍时不时回原单位上海师范大学查收书信，他不会在许纪霖两封回信的勉励下结束逍遥的教师生活，报考华东师大历史学系。

唐小兵主要从事晚清民国报刊史、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中国历史记忆等研究，他的学术生涯正好与口述史、回忆录的出版热潮同步展开。2006年，何兆武的《上学记》出版；2010年，齐邦媛的《巨流河》出版；2013年，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出版……作为一个半路出家的历史学者，唐小兵发现这些记录个体生命记忆感受的作品帮助他进入20世纪中国，建立起他的“历史感”。出于强烈的个人兴趣，唐小兵陆续收集了上百种回忆录和口述史作品，并在2009年博士毕业留校任教时，开设了一门通识课“回忆录、口述史与20世纪中国”。

选修这门课的是华东师大各个专业的本科生，每次三节课，第一节课由学生自由发言，谈阅读指定回忆录、口述史作品的感受，后两节课由唐小兵主讲。学生们的踊跃发言使得一节课的时间往往不够用。唐小兵印象最深的，是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在男生和女生之间引发了截然不同的阅读感受。1934年初，被国民党抓捕的瞿秋白生命进入倒计时。他在狱中写出《多余的话》，回顾了自己一生的历程。

“女生都特别喜欢瞿秋白，觉得他很真诚，很有文人气质，因为他在书中写，觉得自己一辈子都在改造自己身上的文人意识、绅士意识，与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要求的那种职业革命家的精神格格不入，这太累了。”唐小兵回忆。第一批选修这门课的学生大致出生于1990年前后，课程结束后，唐小兵与全班同学合影，照片中那些年轻脸庞毫不掩饰自己的喜怒哀乐，让他印象深刻，“这是表情特别丰富的一代人”。

2018年，唐小兵从美国哈佛大学访学归国后，因为其他教学安排停开了口述史通识课。这些年里，他注意到社会环境的变化正在潜移默化地反映在课堂上的大学生身上：他们越来越常埋头在iPad或电脑屏幕前，隐藏起表情和真实想法；他们越来越担忧人生出路，害怕“走弯路”，对唐小兵来说非常重要的偶然和不确定性，他们避之唯恐不及。

当受邀在“看理想”开设一门音频课时，唐小兵决定面向社会这所“开放大学”中的“学生们”，重启口述史的讲述。在音频课“回忆录里的20世纪中国”的发刊词中，他用这样一段话阐述开课初衷：“这个时代，就像宫崎骏的电影《起风了》所讲的：‘起风了，唯有努力生存。’这是很艰难的时代，但在我们努力应对日常生活挑战的同时，我们可以通过阅读、通过思考，可以不断从历史中汲取能量，来支撑我们应对今天的这个时代，从而更加平稳地穿越这个时代。”

在这门课中，他讲胡适在十几岁的年纪如何自甘堕落又奋发图强，讲殷海光在西南联大度过的“像诗篇又像论文的日子”，讲王鼎钧对左翼文学的敏锐观察，讲何兆武的幸福论……衡阳人本来就说话偏快，唐小兵发现自己读稿时语速往往更快，干脆放弃了讲稿，直接按照提纲临场发挥。

唐小兵对这些知识分子的人生经历熟稔于心，讲到兴之所至，一些有趣的观点意外地冒了出来。在第二讲“沈从文的悖论”中，他讲到沈从文在二十六七岁的年纪处于特别抑郁苦闷的状态——单相思张兆和、在教学上没有成就感、穷困潦倒、身体也不好。于是，他援引了哲学家努斯鲍姆的观点“善的脆弱性”，“善是很脆弱的，需要很多的呵护、很多的努力去操持个体生命”。

对唐小兵而言，讲述这些知识分子的故事，不仅是为了用他们在苦难中展现出的智慧和韧性宽慰当下的年轻人，也是为了自我疗救，“大学对老师的螺丝越拧越紧……有时候想想，面对这个学院体制，你会很愤懑。”正如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在给唐小兵的随笔集《与民国相遇》作序时强调，“从民国学术前辈那里，汲取现实生活中失落的学术精神和方法资源”，在音频课中，这些精神资源对唐小兵的启迪亦显现于字里行间。

“我觉得一个知识分子没有能力对付一个动荡的时代。在安定和平的环境中，他们有出色的成就，他们努力防止动荡，他们的方法并非绝对有效。一旦动荡了，他们只能埋藏知识，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