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董必武写了一封信

1956年，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一年。这年1月，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共中央做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报告，使广大知识分子得以从“资产阶级”的铁帽子下解放出来，“向科学进军”的神圣号召响彻神州大地。秋天，党的“八大”更加振奋人心，会上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的主题报告不消说了，就是董必武等人的专题发言，我都一字不漏地细细研读了。它们使我陶醉、兴奋，增添了无穷的力量。那时我有幸听到一个内部的传达报告，说张国焘也从香港来信，要求回到内地定居。这是一段多么欣欣向荣、令人难忘的岁月！

这一年，在我个人历史上也是无比重要的一年。上一年，我还被中国医科大学疑为“胡风分子”和“暗藏反革命”，隔离审查，这一年则被认为是冤枉的，得以解除软禁；其次，我在实习中崭露头角，受到带教老师和医生的高度好评，甚至居然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对当时被认为是苏联医学核心的“皮质内脏学说”的科学性提出质疑，且在一个慢性肺脓肿病人灶胸壁用听诊器发现过去从未报道过的一种连续性杂音。更重要的是，当年12月1日，我和大多数同学一样，光荣地在中国医大军医期毕业，未受任何歧视地参加了由沈阳军区政委周桓上将和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少将代表中央军委主持的授衔授职典礼。这应该感谢中国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阙森华同志，他力排众议，坚认我是有“独立见解”的有为青年，并非反党异己分子。毕业前夕，他专门抽出一上午时间接见了我，对我慰勉有加。可是，不出两年，这位在江西瑞金给张闻天、王稼祥、邓小平当过警卫员的“红小鬼”竟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党籍，降职降级，直至“四人帮”覆灭后才获彻底平反。1980年，当他复出时，我特地回沈阳去拜访了他。时隔24年重逢，他已垂垂老矣，但还记得我这个当年的惹事学生。他对我说了一句话：“为追求真理而付出代价，那是必然的和值得的。”

1956年，我在沈阳还干了两件大事。那年夏秋之交，我以“心一片”笔名在《沈阳日报》上和一个自称是“一片心”的高级记者，就应当如何正确评价医务人员问题，展开了一场笔战。报纸为此开辟了一个专栏，发动全市群众展开热烈的讨论，每日一大版，整整持续了一个多月，引起全市的轰动。事情起因于“一片心”这位高级记者到中国医大附属医院特别门诊（专为高干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