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公益项目落地的挑战：基于中西方公益理念差异的反思

中国对于企业公益的理解注定与西方有所不同。二十多年前笔者刚接触这一工作时就对这点有了初步的认知。

2003年，笔者于沃尔玛负责政府关系、传播及企业公益相关工作。其中一个任务是要在即将开设新零售购物广场的济南市物色一个“公益组织”作为合作伙伴，以延续企业开展“爱心行动”的传统。到底什么样的机构真正符合美国总部所界定的标准，并成为20万元基金的接收和使用者，执行团队难以确定。

在当地官员的牵线下，市妇联积极与执行团队建立了联系，希望企业加入其“春蕾计划”，帮助当地单亲家庭的女童。方案随即被总部驳回，原因是妇联这样的部门与政府密切关联，不符合美国总部对公益合作伙伴的标准。最后只好由当地妇联领导指派了其基金会的同事对接，这一重新确定的合作关系才顺利获得总部批复。

这一与企业公益的初次“亲密接触”让笔者隐约意识到：设计“爱心行动”计划的美国总部，与实施和接受这一捐赠的中国本土的合作方、受益者们，对于企业在慈善公益中的作用有着不一样的理解。

随着越来越多外企全球性公益行动在中国的开展，中西慈善公益理念的碰撞越发明显。以星巴克在中国大力推行的“社区服务项目”为例，西雅图总部明确界定其公益伙伴必须是非政府、非盈利组织，且基金需用于由使命驱动的草根机构合作，并提倡由员工主导发起项目，以培养和发挥“个人领导力”。这些激发个人公益热情从而改善社区的理念固然是好，但在中国实际落实时，不得不进行重新解读与调整，最终项目开展集合了公司、员工个人、咨询机构、草根组织、街道社区等不同方力量。

以上这些例子绝非偶然。对于每个在外企从事公益慈善或社会责任等相关工作的同仁们而言，“本土化”这个话题已是老生常谈。企业公益在中国蓬勃发展的二十多年间，如何将总部的战略规划在中国的背景下进行调整，是同行们持续探讨的焦点。

回顾外企全球性公益行动在中国的落地，结合中国慈善公益近二十年的发展，笔者主张彻底的创新而不是所谓的“本土化”，因为所有的困惑、碰撞、变通从根本上在于中、西对于企业、个人、政府以及社会组织在公益中的角色与互动有着不同的理解。

中西方现代公益理念之差异

首先，不同于西方理念的是，中国现代公益慈善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清晰承载着对国家强盛的关切。这点充分体现在中西两个代表性的商界与慈善领袖人物的对比中，一个是被称作“现代慈善之父”的George Peabody（1795-1869），另一个是中国清末民初的实业家张謇（1853-1926）。生于美国的Peabody是银行家的先驱，事业成就于当时的世界金融之都伦敦。正是晚期加入他事业的伙伴在他们合作的基础上创办了最早的投资银行之一JP Morgan。Peabody生前极度节俭，但在生命后期极度散财。如果造访位于伦敦金融城的皇家交易所，一定不会错过矗立一旁的他的塑像。张謇比Peabody所生活的时代略晚，但同前者奠定金融业的诞生一样，张謇是中国棉纺织业的开拓者。除了商业的成功，两人作为慈善家的共性也有很多。他们都积极地支持教育事业，创办学校、图书馆、博物馆等。以Peabody命名的研究机构、图书馆等遍布美国，而张謇一生更是创办了370多所学校。因其显著的慈善贡献，他们都受到了各自国家的高度认可。Peabody生前荣誉等身，逝世时由维多利亚女王特许为其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了葬礼。张謇在过去百年间得到了广泛赞许，近几年更是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大力推崇。可以说，这两人身上凝聚了中、西对于商界参与公益的理解与期望。

毋庸置疑，公益都以改善社会福祉为使命，但中国本土实业家的慈善抱负首推国家的自主、强大、繁荣。正如张謇的名句所言：“窃謇以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于实业教育，而弥缝其不及者惟赖慈善。”这句话阐明了实业与教育的重要性，并且对慈善进行了清晰的定位，即弥补这两者所不足的地方。最重要的是，它将国家的自主与强盛定位为所有这些的最终目标。这一理念在中国本土公益慈善的表达中屡见不鲜，我们可能已习以为常，但对照西方的理念，这正是我们对企业的社会角色定位的独特之处。Peabody同样有广为后人记取的有关教育重要性的名句：“教育是当代人对后代人的义务（Education is a debt due from the present to the future generations）。”两者的差异一望即知。

其次，政府在中国的企业公益行动中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不仅在于有些公益组织的官方背景，更在于企业在很多情况下借助政府支持得以顺利推行项目。但政府参与公益的发展并非中国独有。美国、英国在其现代慈善诞生之初都有政府的干预。如20世纪初英国私人慈善、志愿机构大量涌现之际，丘吉尔就曾表示需要有一套全面的国家行动体系进行巩固。与此类似，美国的慈善发展贯穿着大量的公私合作。所以，准确说，中国的独特之处不在于政府的参与，而在于参与的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以及商业机构等各类主体之间的界限相对开放，互有交叉。如前文所提的企业“爱心行动”济南项目中的妇联、妇女发展基金会，企业“社区服务项目”中合作的咨询公司、街道社区，它们都致力于解决社会所需，但它们同时具有国家附属部门、社会组织或商业机构的属性，而非西方传统概念中的政府、市场、社会各司其职、界限分明。

不同角色内涵塑造中国独特公益理念

在近几年中国的公益实践中，上述特征日益突显。以志愿服务为例，202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健全新时代志愿服务体系的意见》，多个政府部门和省级政府也相继制定了配套政策加以落实。我国实名注册的志愿者已达2.38亿人，而除了队伍的壮大，各地也积极通过培训等方式加强志愿者的能力建设。对比十几年前外企在中国推行员工社区志愿服务，中国的志愿服务发展不仅已形成了相当的规模，而且日趋制度化、组织化，这与美国等西方背景下所强调的个人领导、草根驱动的模式形成对比，而促成这一发展的，有来自国家的政策支撑，更有活跃在这一领域的不失公益抱负的、多种类型的组织。而近几年企业参与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更是通过追求集体、行业乃至国家整体的繁荣来带动个体的发展，这与西方的公益叙述中一味将个人权利放在首位迥然不同。以政府、市场以及社会各方集体行动的方式，通过群体的脱贫从而实现个体的福祉，正是中国公益理念独特性的集中体现。

反思中国慈善公益理念的独特之处并非意在一味强调中国特色，也不是将中国的公益发展与世界其它地方割裂看待。正相反，中国的不同恰恰应在其与世界的互动中产生。正如上述例子所示，Peabody生活在英国处于工业革命和海外殖民扩张顶峰的所谓“黄金时代”，而张謇所代表的民族产业与现代慈善，正是在鸦片战争后中国与西方的碰撞中诞生。对西方霸权的反抗间接促成了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并强化了个人命运与国家兴亡的休戚与共。可以说，以国家强盛为公益目标之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

近几十年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各界涌现的致力于企业社会责任与公益慈善发展的从业者们，积极借鉴国外理念与经验。这促进了中国对国际话语的努力融入。但这不是中国公益唯一的思想源泉。如果追溯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价值传统，不难发现上述两点独特性与此一脉相承。儒家思想对当代中国公益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的意义，绝不仅在于仁、信这些与博爱和诚信一致的理念，也不局限于它的义重于利的教条，而是它塑造了并持续影响着中国人对于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关系的整体性的理解，并由此定义着企业担当社会角色的内涵，尽管这种影响更多是潜移默化的。正如学者杜维明所主张的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化：中国本土的价值体系注重个人在社会互动关系中的职责、义务、责任，追求在不断的自我修炼中实现家族和睦、社会和谐、国家统一并最终达成人与天下的合为一体，这与西方启蒙运动以来所强调的个人主义、自利、理性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彼此独立形成鲜明的对比。

中国的公益理念的独特性，值得更多的研究，更有待伴随企业的公益实践而不断发展。本文与其说是解释其独特性所在，不如说意在提出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因为只有真正体现独特性，中国公益才能与西方公益一道，共同成为世界公益发展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 （作者王雪彤系南方周末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智库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