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网红界替代了思想界,我只想做一只“萤火虫”
“今天你看出现热点的事件,那些热搜,社会会形成舆论,但这只是舆论,主要不是知识分子发出,而是自媒体、公众号,各种各样的短视频,都是快消品,一瞬间形成一个巨大的舆论压力场。知识分子在里面没有深度讨论,不往深度走。”
责任编辑:刘悠翔
许纪霖教授最近很忙碌。在自媒体公众号“许纪霖之窗”,他评论电影《好东西》,把与他的观点针锋相对的大段留言放出来;他评论胖东来、吴柳芳、爆火的脱口秀,向辞世的琼瑶表达敬意。琼瑶达观面对生死,让许纪霖想到庄子,“生生死死,如同这个树叶,自然的轮回,有什么值得悲哀的呢?”他还回忆起十几年前的一个学生。这位年轻的博士生名叫张刚,不幸患上了骨癌,被医生告知生命所剩无几时,老师和同学都很着急,张刚却十分达观,在微博上写道:“如果我走了,请不要为我悲哀,我会化作一颗星星在天上看着你们……”
“代际”,是许纪霖理解这个时代和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把钥匙。1982年,许纪霖在华东师范大学毕业留校,系里分配给他的教学任务是中国民主党派史。在当时文化热氛围的烘托下,他尝试用一种文化的视角来考察那些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叩访他们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之路。许纪霖援引鲁迅的说法,“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代”。在他看来,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样的大时代目前有四个:先秦、魏晋、明末清初和20世纪。1990年代,许纪霖的文章《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影响深远。
当他更仔细地辨析一百多年来知识界的载浮载沉,他决定修整自己的逻辑,以及稍显粗糙的六代人划分,这种辨析的成果,凝结在他刚刚出版的新书《前浪后浪——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里。在许纪霖看来,知识分子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理念人”。作为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不仅有理性,也有情感和意志。他潜入百余年前的历史横截面,提出了问题:人为什么活着?而普遍的无聊感和无意义感,曾是五四后期青年人的普遍精神症候。“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没有五四,何来革命?”成为他理解数代人兴替、交错的一条隐线。
从政治光谱的角度,知识分子分为左右;从阶层流动的角度,分为上下;在这本新书里,“前后”成为新的关键词,由此,许纪霖希望构建一个六面体式的观察视角。他也随时警醒自己的代际位置。2024年12月,在广州的一次分享活动上,许纪霖解嘲道:“我这代人不能太说教,否则就有爹味了。”但他始终是一个敏锐的观察者,仿佛同时拥有一台历史深水区的潜望镜和一个当下文化现象的放大镜。
以下是许纪霖的自述。
六代知识分子的构想
1978年,我(大学)刚入学第一学期,一位老师给我们上课,滔滔不绝讲历史,结果下面有一个同学,一个箭步冲上去把老师推开。他说,老师,你讲得不对,然后滔滔不绝开始讲自己的观点,老师很尴尬,我都看呆了。这种风气,现在不太可能在大学出现。但当时刚刚经历过“文革”,这个同学是红卫兵一代,就是敢想敢做、敢“造反”、敢革命,自我表现的欲望特别强。没有师道尊严,一听老师讲话,就开始要和他辩论,这是特殊年代留下来的一个印记。
当时我们对父辈这一代人有点看不起,他们是1949年到1966年上的大学,那个时候叫“十七年”一代都在“运动”,知识这方面比较薄。每代人都有一种俄狄浦斯的弑父情结,因为父亲是权威的一代,父权并不仅仅是父亲,代表着一种传统的秩序和规范。年青一代要创新,创造出新的规范、秩序。相关联的有另外一个情结,我把它称为返祖情结,就是返回到祖父一代。
祖父一代是什么?再回到我大学一年级的故事。那个时候学校一看压不住我们,上一届是工农兵学生都是听话的,我们这一代是天之骄子,高考进来的,很多人都是老三届,所以就让这些老教授出来。这些老教授是民国过来的,1949年以前就受了大学教育,很多是有洋墨水的,当然学问很大了是吧?祖父一代人出来上课把我们镇住了,我到现在还记得,华东师范大学“宝贝”也蛮多的,1950年代到1970年代没资格,轮不上他们上课,现在终于派上用场,可以发挥余热了,那个时候都七老八十了。
我就讲其中一个例子。有一位徐怀启老先生,老先生不得了,哈佛大学神学博士回来,圣约翰大学教授,后来他是专门研究基督教史的。老先生徐徐道来,然后在黑板上经常写出一串我们根本不认识的拉丁文,我们就“不明觉厉”,好崇拜。从弑父情结到返祖情结,这背后是三代人的故事,我就注意到知识分子的代际问题。
1980年代,李泽厚先生是一位启蒙者。我们在1980年代受李泽厚的影响,就好像我在书里写的,晚清一代、五四一代都受梁任公的影响。李泽厚虽然是“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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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星歌
日升之屋
而迷茫的我希望自己能多读书,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