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富沈文荣，苏南模式终结者？

沈文荣从“高官”变成“巨富”，可以说是苏南集体企业改制的一个转折点

当“黄首富”和“荣首富”相继落马或下台后，中国的富豪们愈发领教到这顶桂冠的荆棘之痛，也更加避之不及。

躲慢了也是一种错？本来就谈“榜”色变、视“富”如仇的江苏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没想到自己会如此“流年不利”——眼看着众多巨富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身边潮退而去，自己只是警觉稍欠、抽身稍慢，便撞上了一个“首富”！

2002年，当胡润强行把沈文荣按在富豪榜第37把交椅上时，他便怒不可遏；而2009年的今天，《新财富》发布的“2009新财富500富人榜”上，沈文荣更是首当其冲，他还不该火冒三丈？

这个首富的确有点让人意外——其一，沈文荣“区区”200亿的个人财富，在去年同样的榜单上，连前20名都进不了。而首富所需拥有的个人财富，在最高峰时已经跨过千亿元的门槛；其二，往届的首富们，大多出自于房地产、能源、IT等暴利或新兴行业，而且大多数都是依赖股市强大的造富功能。而沈文荣比较“老土”，他做的是传统的钢铁行业，并且没有上市。

这样也能做首富？但接下来，沈文荣恐怕连愤怒或懊恼的空闲时间都挤不出来，因为他要严阵以待那些旋即如暴风雨般袭来的质疑。

我们也想刨根问底一番：沈文荣究竟是如何从一个公家人变成私有者的？这位昔日“苏南模式的守望者”会不会因此而变成“苏南模式的终结者”？

借势“苏南模式”

“苏商离土不离乡，只想着一个产业做到底，在一个地方做大做好；而浙商敢于冒险、赚暴利，成功后喜欢到外省发展，结果是做大做强。”在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经济领域讨论得最热烈的话题之一，便是“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差异和高下，对此，沈文荣有着清醒的认识。

江苏的乡镇企业主要集中于苏南，创立的知名品牌有小天鹅、红豆、波司登、沙钢等。企业家承继吴文化特点，讲究均衡感、集体主义，代表人物有朱德坤、沈文荣等。而浙江的私营企业主要集中在温、宁、杭等地区，代表企业包括正泰、德力西、杉杉、雅戈尔、万向、吉利等。浙东文化强调个性、能力，浙商们吃苦耐劳、有着强烈的事业心，代表人物有鲁冠球、李书福、南存辉等。

20世纪80年代以后，江苏的乡镇集体企业曾多年以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速度高速发展，成为江苏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之一。江苏乡镇企业工业总产值（当年价）从1982年的132.6亿元迅速增加到1988年的980.79亿元，增幅达6.42倍。曾经辉煌的乡镇企业，一直被视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成功范例。

沙钢从当时遍地开花的乡镇小企业中崛起，其根本原因就是仰赖于“苏南模式”早期繁荣的结果。面对僵硬、低效的国营企业体系，灵活、高效的乡镇企业在沈文荣之类的乡村能人带领下，自然扶摇直上，发展速度惊人。

创业初期，小轧钢厂的年产量只有三四千吨，并且品种单一，如路边野草般弱小单薄。1984年，年仅38岁的沈文荣开始成为沙钢的领军人。他使出了两手险招，从而彻底改变了沙钢的命运。

第一招是另辟蹊径。当时，因为多年来积压的住房难题，房地产市场开始萌动，市场上急需高质量的窗框钢。但多数拥有棒材线材板材等高端市场的国营大型钢铁企业都不屑于赚这种“蝇头小利”，而窗框钢断面复杂、工艺难度高，一般小钢厂凭借有限的资金技术资源又无法形成规模生产。沈文荣抓住了这个空白点，做出了沙钢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重大决定：收缩产品线，集中资金力量，并组织技术攻关，将窗框钢作为企业的主导产品。经过10年努力，沙钢成为国内门类最齐、品种最多、质量最好的热轧窗框钢生产基地，为企业的未来发展赚到了第一桶金。

第二招是孤注一掷。1991年，沈文荣倾囊而出，从英国比兹顿钢厂引进一条年生产25万吨螺纹钢的75吨电炉炼钢、连铸、连轧一体化短流程生产线；1993年，沈文荣再行惊人之举，投资13亿元，兴建具有9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的亚洲第一座超高功率竖式电炉炼钢、LF精炼、连铸、连轧高速线材生产线；1996年，沙钢与世界第二大钢铁企业韩国浦项合资兴办了年生产不锈钢薄板15万吨、热镀锌板15万吨的浦项综合工程……几次冒险之举，最终都为沙钢赢得了超越常态的发展速度。

在钢铁行业中，政府一直是对国有大型企业进行优惠政策重点倾斜，而沙钢作为一家小小的乡镇钢铁企业，硬是从壁垒森严中搏杀出一条“血路”来，从而从“游击队”一跃而变为“正规军”。目前它已成为国内最大的电炉钢及硬质高线生产基地。在1999年中国企业联合会举办的“中国企业竞争力指标体系”评定中，沙钢被评为全国冶金行业综合竞争力第二，仅次于宝钢。

守望“苏南模式”

一度被寄予社会主义经济新希望的“苏南模式”，却在1993年遭遇了巨大转折。在到达巅峰之后，江苏乡镇企业便掉头直下，以加速度迅速滑落。统计数据表明，1993年之后，江苏乡镇企业增幅直线下降，平均每年下降14%。

在大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发生改变的情况下，“苏南模式”暴露出种种弊端：一是以社区为特征的集体所有制形式，带来了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的弊端；二是产权关系不明晰，企业内部活力不断减弱；三是投资主体单一，不可避免地带来企业高负债；四是受块块分割的利益和权力的驱动，形成了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和过度竞争，浪费了大量资源；五是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影响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进程；六是在卖方市场条件下乡镇企业“船小好掉头”的优势，变成了买方市场条件下“船小经不起风浪”的劣势；七是对集体经济主体地位的片面认识，影响和抑制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苏南乡镇企业的危机最终被巨额的负债所引爆。在1994年以后，国家开始严格控制信贷规模，许多企业只得向企业内部职工集资。这无异于饮鸩止渴。不久之后，因集资款而时常引发频繁的冲突，让各级乡镇政府疲于奔命、坐卧不安。为形势所逼，各级乡镇政府开始考虑企业改制，实际上是为了甩掉这些沉重的包袱。

但沈文荣当时成为了一个例外。当时各级政府实行的“抓大放小”政策，其实质则是“抓公放私”、“抓盈放亏”，像沙钢一样规模又大、效益又好的企业，自然被当地政府牢牢抓在手里不肯轻易松手。

为了安抚沈文荣，当地政府可以说是为他授尽殊荣——1993年沈文荣当选为张家港市政协主席，1997年沈文荣担任中共张家港市委副书记，1998年当选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2002年当选中共十六大代表。他成为一名真正的“红顶商人”，甚至被赋予“苏南模式守望者”的雅号。

在享受这些殊荣的同时，沈文荣的心中又充满了矛盾。他曾如此透露心声：“苏南从集体经济起步，村办、乡办企业，资金来源都不是国家的，而是发动了民间的力量。现在要产生新的活力，必须进行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小规模的企业改造成私营经济，大企业则进行股份制改造。”

在沈文荣无奈地守望着“苏南模式”的同时，曾风靡一时的“苏南模式”却日渐冷落。至2000年底，苏南地区的85000多家乡镇集体企业，93.2％已经摘下“集体经济”的帽子，成为私人企业或产权明晰的股份制企业。

走出“苏南模式”

这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有心人注意到：在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沈文荣的头衔还是一个国企老总，但到了2002年11月当选为中国共产党十六大代表时，他的身份已经悄然转变为一个民营企业家。

但让沈文荣愤怒的是，一位来自于英国的年轻人胡润，竟然把这种“静悄悄”变成了“天下皆知”。2002年当选中共十六大代表时，沈文荣曾经做出了高姿态：“我即使成了首富，也是党的安排。”但到了当年年底，胡润便把他列入了《福布斯》杂志的“资本家黑名单”。

沙钢的改制实际上从1998年就开始酝酿，方案几经易稿，到2001年初终于如愿以偿。在改制后的股权结构中，集体持股25%、职工持股30%、领导层持股45%，其中沈文荣个人持股17%。

沈文荣当时对这个改制的结果有些许失望：“现在沙钢的政府股份达到25%，我当然要看政府的脸色行事。如果政府的股份在3%-5%之间，改制就彻底了。当初我坚持政府的股份应该在20%以下，但没有如愿，现在的结构就是要让我受制于政府。”两年后，沈文荣终于达成所愿，受让了集体部分持股，个人拥有的股份达到29.98％。

沈文荣从“高官”变成“巨富”，可以说是苏南集体企业改制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苏南长期为“冯根生难题”所困，企业领导事实上控制着企业大量财富，但并没有被合法地私有化。

而“苏南模式”的旗舰企业沙钢顺利改制，沈文荣一跃而成为“财富新贵”，这标志着传统“苏南模式”的彻底崩溃，众多原集体企业领导人也开始大胆地撕下了“羞涩的面纱”。从此意义来讲，新科首富沈文荣，无疑从“苏南模式守望者”变成了“苏南模式终结者”。

但令人诧异的是，已经成为这片国土上最富有者的沈文荣，却仍然习惯于原来的那套党政语言，和记者谈话时一再强调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和无私奉献的价值观，完全没有如荣智健等其他富豪一样正常的财富享受观念。

也许，对于从小在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熏陶之下成长起来的沈文荣而言，他的财富观比他的财富来得更慢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