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世俗意义的失败者，也是常常思考生死的“哲学家”

2021年，刘峻甫攀登幺妹峰（图：阿楚）

“什么时候爬下一座山？”

站在山上时，宋明蔚觉得自由。

2011年，还在读大二时，宋明蔚加入了学校的登山社。从前做背包客穷游中国的经历，让他总好奇“从高山上往下看的视角”。那年暑假，他登上人生中第一座雪山——哈巴雪山。期待中热血青春的兴奋感，很快被高原反应的不适取代，登顶后他发现，“山上一片大雾，什么都看不清楚，和雾霾没什么区别。”

宋明蔚举着手里的单反相机问一同登山的队友，“第一次登上雪山是什么感受？”队友说想赶紧下去。他当时其实也是这么想的。区别在于，“等回到山脚下，氧气变得充足，可以喝热水、洗热水澡，睡的床也更软了，晚上吃烤全羊的时候，就想着什么时候再爬下一座。”两个月后，宋明蔚登上了自己的第二座雪山。接着是第三座、第四座，登山成了他的爱好。

2019年，宋明蔚参加丽江玉龙雪山超级越野赛（图：受访者提供）

“尽管有高反，山上的阳光也很刺眼，望着山谷时还是非常感慨和激动。”直到2012年登山者严冬冬发生事故后，宋明蔚开始对登山有了更复杂的看法，“它其实是一件很严肃残酷的事。”

宋明蔚第一次听说严冬冬的名字是2008年。那时他是辽宁省鞍山市鞍山一中的高二学生，严冬冬是回母校演讲的01届学长，宋明蔚好奇地搜索学长的来头，弹出一系列前缀——“2011年鞍山市的理科状元、奥运火炬手、辽宁第一个登顶珠峰的人。”

再次听说严冬冬的消息是2011年。那时严冬冬与搭档周鹏刚登顶幺妹峰，成为国内第一支使用阿式攀登风格、完全依靠自身能力登顶幺妹峰的登山队伍。两人也因此进入国际登山界的视野，获得著名奖项“金冰镐奖”。

登山社的老师告诉彼时刚加入登山社的宋明蔚，严冬冬和周鹏是当下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两位青年登山者。

周鹏（左）和严冬冬（图：李爽）

在国内，很长一段时间里，一提及登山，人们联想到的是大型的、官方的、喜马拉雅式的体育活动。登顶幺妹峰之前，严冬冬也参与过攀登珠峰的商业活动，但很快就失望地发现，这与他想象中“自由的登山”大相径庭。

“作为国内最著名的技术型山峰，幺妹峰和珠峰把国内登山者大致分为两类人。一类人把珠峰当作目标，他们更在意山峰的高度与最后的结果，享受登顶带给他们的东西。另一类人把幺妹峰当作目标，他们崇尚攀登技术，渴望通过攀登过程来获得自由。登顶只是其中一个顺其自然的环节。”宋明蔚在2024年出版的《比山更高：自由攀登者的悲情与荣耀》（以下简称《比山更高》）中写道。

严冬冬曾在一篇文章中定义自由登山：“既没有任何官僚与机构，也不存在登山向导和客户，只有那些真正想去登山的人。他们在团队的地位中是平等的，每个人都对自己负责，不会为国家荣誉或其他崇高的目标，也不会为个人利益而登山。他是一名依靠自身的能力，应对山中的压力与危险，并准备好直面其后果的人（因此将商业登山客户排除在此定义之外）。”

《比山更高》记录的就是这群人。“中国自由攀登者的历史延续了二十年，实际上只有寥寥几百人。他们也许还是中国死亡率最高的一类运动群体，遇难者平均年龄仅有31岁。”

过往，外界对他们最常见的偏见是“作死”、“破坏环境”等等，但宋明蔚认为，自由攀登者恰恰是“最环保的人”，“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