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骥：全球经济周期处于低谷，气候行动却没有

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受访者供图

2024年11月中旬，邹骥抵达巴库气候大会COP29，忙碌的身影出现在一场接着一场的会议上。他与国内外的参会者寒暄，不少人都已结识多年。

一年一度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COP）讨论全球如何应对气候危机。作为深耕气候领域近三十年的学者，邹骥对于这一切太熟悉了。毕业于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早在1997年，36岁的邹骥第一次以中国人民大学环境经济研究所学者身份，参加第三届联合国气候大会。就在这一年，举世瞩目的《京都议定书》诞生。

二十多年来，邹骥出席了绝大多数的气候大会，其中有14年作为中国气候代表团成员参与气候谈判。十余年间，邹骥还担任过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AR4）和第五次（AR5）两轮评估报告的主要作者、主要协调作者，这些报告反映了全球范围内气候变化领域最系统完整的科学评估结果。

2000年，邹骥首次参与联合国气候谈判的时候，中国还没有加入WTO。彼时的中国在气候外交领域的主要任务，是捍卫碳排放权，因为当时中国经济发展很依赖碳排放。二十多年后，中国接近人均GDP1.3万美元的门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经历着战略转身。

聚焦于“钱”的COP29，最终结果以争议收场，发展中国家希望发达国家每年提供1.3万亿美元气候资金，而最终达成的谈判文件的数字仅有3000亿美元，不少发展中国家代表无法接受。

在邹骥看来，巴库的成果倒是不那么出乎意料，甚至还小有积极进展。邹骥如今投身国际慈善领域，任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他认为应对气候变化不仅是“谁要付钱”的责任，更日益成为“能挣大钱”的机遇，以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等绿色低碳技术、产业为核心标志的科技和产业革命，将成为未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应成为各个国家主动作为的选择。

如何看待国际应对气候变化形势？中国新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应如何设置？“十五五”能否顺利实现碳达峰目标？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了邹骥。

全球气候行动并未陷入低谷

南方周末：COP29最终艰难达成了3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目标，大幅低于发展中国家1.3万亿美元的诉求，你是否认为应对气候变化行动进入低谷？

邹骥：恰恰相反，我认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取得了有限的进步。现在处于全球经济周期的低谷，一些国家财政紧张，债台高筑，加之民粹主义、右翼势力、反全球化浪潮兴起，发达国家确实很难提供更多的援外气候资金预算，这是现实存在的困难。即便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3000亿美元也比此前的1000亿美元有所增长，这证明了气候进程依然在前进，同时也反映出进程的艰辛和缓慢。

我更关心的是，如何用这3000亿美元撬动更多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