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督师之路：袁崇焕鲜为人知的旅程

松川君今年夏天刚读完《袁崇焕评传》。当他得知我要专程去趟辽西探访袁崇焕之路后很是诧异：金庸不都已经说得很详细了吗，你还准备写点啥？

那我就写几段查先生没有详细叙述的袁督师之路吧。

国考之路

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中提到：“袁崇焕，广东东莞人，祖上原籍广西梧州藤县”，《明史·袁崇焕列传》的说法是“袁崇焕，字元素，东莞人”，而明代档案《万历己未科进士履历便览》则说他是“藤县籍东莞人”。三者乍看说法相近，却构成了广西藤县（还有广西平南）与广东东莞争夺袁崇焕祖籍地的一桩公案，迄今未有公论。

譬如今天若有一对藤县夫妇在广东东莞定居，开枝散叶，那么他们的儿女就是“藤县籍东莞人”。但在古代这种情况相当罕见，除了做官经商或者遭受天灾兵祸而被迫迁徙之外，汉人安土重迁，很少会离开世代居住的家乡。而广西藤县与广东东莞之间相距超过七百里，袁家是出于什么原因搬迁了这么远呢？从地图上看，藤县位于西江两岸，东莞则位于东江南岸，东西两江均系珠江的三大支流之一，这与袁家的搬迁有没有关系呢？

2020年上半年机票与酒店均极便宜的时候，我曾周游岭南，其间也到东莞水南村拜谒过袁崇焕纪念园——那是围绕供奉袁崇焕神位的三界古庙而兴建的一座大型纪念园林。水南三界庙五开三进，前庙后祠，是我国最早纪念袁崇焕的祠堂，早在崇祯朝廷碎割其身、京城百姓生啖其肉之惨剧发生后不久，东莞老百姓就开始在这座由袁家人主持修建的三界庙里凭吊拜祭这位当时声名狼藉的袁督师——袁家人与三界庙渊源很深，连续三代斥资兴建、扩建，袁崇焕本人也曾于天启七年辞官还乡期间出资修缮过三界庙，还写过一篇《重建三界神庙疏》。

东莞石碣镇袁崇焕祠 视觉中国 图

奇怪的是，水南村的袁氏宗族并不接纳袁崇焕这一支，说他是民族英雄不假，但并非本村的袁家人，而是“疍家佬”——听到这里，就可以解释袁崇焕的籍贯之争了。

“疍（念‘蛋’）家佬”是对疍民的俗称，而疍民就是生活在华南的船民，他们以船为家，以渔为业，常年在江海上漂泊，因此又可细分为淡水疍民和咸水疍民。在袁崇焕身处的明代，老百姓主要分为三类：民户、军户和匠户，首先根据职业确定属于哪一“户”，再根据定居地域确定“籍”，这便是“户籍”的由来。但疍民既不属于三户中的任何一类，也没有固定居住地，因此是没有户籍的，与同样居无定所的优伶、娼妓等辈构成明代社会的贱民阶层。尽管他们同样也要向朝廷纳税，但由于疍民漂泊不定，政府无法向他们征发徭役、兵役，不能像压榨农户、军户那样轻松拿捏，因此被朝廷视为异类，彻底剥夺了他们购买田地从事农业或者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资格，连上岸定居都不受许可，只有死后才可以安葬在陆地上。

袁崇焕家就是珠江上的一户淡水疍民，他家的主业是贩运木材，把木排从广西沿西江顺流而下运到珠江口出售，以此积累了一笔财富，“洗脚上岸”。上面提到的三界庙就是袁家为了祈祷水运平安而从广西“舶来”的一尊保佑船户之神——在其故土广西，三界庙更有名的身份是太平天国金田起义时的指挥所。

受制于疍民出身，立志考取功名经世致用的“富三代”袁崇焕根本没有资格报名参加相当于今日国考的科举考试，也就没有正当途径可以进入明朝的公务员体系。为此，袁家不得不采用“冒籍”的方式，通过“不正当手段”来帮助袁崇焕获得户籍，从而取得考试资格——这就是为什么《万历己未科进士履历便览》说他是“藤县籍东莞人”，这个说法与现代的用法存在很大差异，相当于说袁崇焕的籍贯是广东东莞，但户口在广西藤县，作为藤县生源参加科举考试。

那么袁崇焕为什么不在本地冒籍，而要舍近求远去外地考试呢？这就类似于今天的高考移民：首先是由于当时广西与广东相比经济文化水平相对滞后，在广西参加科举考试的竞争压力更小；更重要的是，作为贱民阶层的疍民去外地冒籍的难度更低——袁崇焕是在东莞长大的商人之子，本地官府也好，保甲也好，都对他知根知底，不会轻易允许他加入本地户籍与本地人竞争有限的官场资源，因此袁崇焕需要长途跋涉去七百里外人生地不熟的藤县，作为外地客商子女而非疍民子弟来获得学籍。

综上所述，金庸先生所说的袁崇焕“祖上原籍广西梧州藤县”可能并不符合史实，藤县只是袁崇焕“高考移民”的跳板，并非其祖籍地。可以想象，青少年时代的袁崇焕坐着江船从东莞出发，出东江、入西江前往广西梧州，由一个没有居民户籍没有基本权利的“三无人员”通过冒籍手段在藤县参加县试，考上秀才，走上了科举之路；然后从州城梧州沿桂江上溯至省城桂林，在那里参加广西乡试，考中举人；再回到故乡东莞，走北江翻越梅岭，再沿赣江经长江而纵贯京杭大运河抵达京城，参加会试、殿试，最终获得进士头衔，被任命为武夷山东麓邵武县城的县令——袁崇焕就这样完成了从一介贱民到国家基层干部的逆袭之旅。

然而，这还只是他壮烈人生的开端。

明与后金对峙形势图  制图 刘宇宇

匹马巡辽

袁崇焕考取进士那年是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这年初春，因国家财政吃紧而被兵部催促尽快出兵速战速决的四路明军合计约十二万人（含朝鲜、女真盟军）在部队训练不足、磨合不足、道路积雪未化的不利态势下贸然进军，在短短五天内被机动灵活战力强悍的六万后金八旗兵各个击破，大败亏输，那便是扭转辽东战场格局，迫使明军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的萨尔浒之战。

袁崇焕此时刚刚完成会试和殿试，正在京城等待分配工作，想必听说了不少惨败前后的奇闻轶事，什么主帅杨镐公报私仇把已经退休的老将刘铤送上孤军绝路，什么明军杀牛祭旗时砍了三刀才勉强把牛砍死，什么北路军主将马林扔下两个奋力苦斗直至战死的儿子独自逃回开原……但以他当时的身份，自然还无从知晓这场溃败对于大明王朝意味着什么，毕竟这次令人难堪的失利讨伐发生在东北边陲向未听闻之地，距离明朝全力固守的“天下第一关”山海关尚有千里之遥。

可是仅仅三年后，在他被擢升为兵部职方司主事（相当于国防部文职参谋，乃是入门级的中层干部）时，位于明代“九边”东端的辽东镇形势已经急转直下，山海关外那一千里的层层设防地带已经损失殆尽，明朝丧城失地的速度甚至快到了敌军来不及也不敢出兵占领的荒诞程度。

造成这个局面的祸首，叫做王化贞。

王化贞是那种恨不辞世盛名时的人物。他是东林党魁叶向高的门生，人设是扎根边疆、忠君爱国的楷模，长期镇守广宁（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