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1958：我的毕业和就业

■个人历史

右派就是反动派，左派愿不愿意跟右派一起照毕业相？

作者（右）与同班同学陈吕范大学时期的合影

    1958年7月结束了大学四年学习，等候国家计划分配。那时候，没有哪个毕业生会想到自己出去找工作。因为，一切都是学校按照计划分配毕业生，用人单位也是按照计划吸收新职工。即使有人异想天开要自己去找工作，也很难找到，说不定居民委员会或派出所还要问你为什么没有分配，要自己找工作。
    毕业分配当然要政治挂帅，讲究政治条件，学业成绩是次要的。此时政治条件又简化为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加上现实表现，即反右斗争中的表现，以作出左中右排队。全班四十多个同学几乎人人心知肚明，晓得自己被内定为什么派：左派、中派（中派之中，又细分为中左、中中和中右）或右派。但是，除右派以外，这种在学生当中划分左、中、右的做法和排队，从来没有正式宣布过。
    上面的分配方案没有下来，就只有等。老是在学校里等不行，系里的党总支把我们班大部分左派和全部的中派和右派，派到昆明茨坝的云南重机厂建设工地劳动，这样既等待着分配，据说又能促进毕业生的思想改造。那时候，我根本没有想过体力劳动能否改造思想的问题，成天埋头拉架架车，当中杠，和两个同学一起运土。我身体好，又经过几次下乡劳动，这些较重的体力活难不倒我，无非是每天一身汗一身泥罢了。
    8月下旬通知我们返校。班上党支部的负责人可能已经知道了分配方案，同学中也有一些传言：北京有几个呀，到外省的有几个呀，留校做助教的有几个呀，留昆明的有几个呀。其实，对于多数同学来说，今后的去向都不清楚。几个低年级的同学见到我说，你以后就是我们的老师了，不要架子太大。我奇怪这话从何说起。他们解释，都说你成绩好，又在大报大刊上发过几篇论文和文章，学校肯定要把你留下来的。哦，是这样，我暗自苦笑。此时我已经知道上边内定我为中派。左派总有十个八个吧，要说留校当助教，哪里有我的份！
    一等又是若干天，低年级已经开学了，我们还没有宣布分配结果。但是，一件通常要做的事——全班合照毕业相，谁也没有提起。我正向在班上多少管点事的同学打听，一位姓赵的同学冲进教室大叫，“老子是政治犯，咋个弄进小偷队伍？”党支部一位领导立即厉声喝止：“赵××，你乱叫些什么？是不是想加重处理？”赵××顿时和缓下来，两眼含泪讲他的委屈。他是本班被揪出来的9个右派分子之一。我们回校后，系上把各年级学生中的右派集中，每天派人监督他们去做一些校内的杂活。后来学校在校内抓到几个小偷，也编成一队监督劳动。小偷这一队人数太少，学校就从我们系右派学生中拨了几个过去，赵××是其中之一。赵××认为他从来没有偷窃的念头，更从来没有偷盗过别人的东西，现在是政治上犯错误，不该把他当小偷对待，侮辱了他。后来知道他定为右派的第三类，分配到四川凉山州一个农技站劳动，每月领25元生活费。
    那位在班上多少管点事的同学私下提示我，不要再问照毕业相的事了。你想：现在已经明确，右派就是反动派，左派愿不愿意跟右派一起照？有些划了右派的，或者虽没有被划但是也受了党内团内处分的人，不好意思，或者心头不安，愿不愿意同左派一起照相？还有，老师请不请？如果照往年那样请，那么划了右派的老师请不请？问题多着呢，算了。由此，1958年大学毕业时，全班没有一起照过一张毕业相。
    首先离开学校的，不是我们班的大多数。那时我是个共青团员。一天下午，本班党支部的一个委员告诉我：交给你一个任务，龙××明天早上6点钟要集中送东风农场。你今晚10点半起在他宿舍门外守一夜，绝对不能出问题。晚上熄灯铃一响，我去执行任务。龙××比我年长，那时有二十五六岁。他寝室里有人递出一个凳子来，放在寝室门外的过道上：“喂，该你了！”我坐在凳子上伸头看看龙××，他已经睡了。和他同寝室的同学也都睡了。我拿着事先准备的一本杂志，就着过道里昏暗的灯光读起来。过了半夜，我感到很疲倦，但不敢闭眼打盹，怕万一出了什么问题要负政治责任。好在一夜无事，不到6点，龙××就起身整理他那简单的行李。时间一到，外面一声哨响，龙向我点点头，就提着行李向宿舍大门走去。门口有人来接。我和龙虽无深交，毕竟同窗四年，现在彼此只能点点头就“各奔前程”。早餐时候，我才知道当时对右派学生的处理分为四类。今天清晨学校集中遣送的，是全校属于第二类的右派学生。我想，龙××原先必定和大家一样，来大学读书，是为了接受教育，以便成才，恐怕不会设想四年之后由学校送去公安部门的农场劳教。
    接下来又不见了一两个右派同学。听说他们是第一类的，已经由学校送到公安厅去了。22年后同学们重逢，我才知道他们当中最多的是判了有期徒刑15年，刑满后又一直留队劳动，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平反回家。
    终于轮到我了。系总支李书记面对我们这一拨二十几个同学，不紧不慢地讲祖国对我们的殷切希望，讲党的需要就应该是我们的志愿，要求我们自觉服从分配，不要留恋城市，而应该到各自的岗位上去生根开花。我们没有任何一个同学对分配提出修改意见乃至不服从分配，因为谁都知道：不服从也得服从，提意见是没有用的。当发给我工作介绍信，以及转下去的户口关系、粮食关系、团组织关系和车票后，我明白这就是我的命运。当天晚上各间寝室十分热闹，我们这些必须在云南下乡的同学，以及五个到四川、两个到贵州、一个到河南再作分配的同学，同其他尚未宣布的同学一起，互相激情告别，小心推测未来前景，互相勉励。为此，有人还破费去打来一公斤包谷酒。
    出发前一天，出乎我意料，本班的一位党支委和一位团支委还要找我谈话。他们说得很简单，但是很管用：根据你在反右中的表现，特别是你立场上的错误，为了有利于对你的教育和你今后的成长，组织决定，给你一个警告处分，以后每次填表，都要认真填上。不填，就是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的问题。我一下子明白了，1957年6月我说的那几句话，领导还不能放过。那是一天晚上，本班党支部召开鸣放会，请非党的同学们给党支部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开会不久，发言就逐渐踊跃起来，而且意见愈益尖锐。有同学点名批评本班的党员骄傲。被点名者起而抗辩。双方都逐步用政治术语加码。此后的发言者也不含糊，对双方各有支持。我没有发言。第二天团支部开会讨论昨晚的鸣放和争论。有同学提出团是党的助手，我们团员应该发言支持党员。我说，那要看谁有道理。有同学驳我：那你这个团员站在什么立场上？我说，真理就是立场。真理在哪一边，我就支持哪一边。
    就为这几句话，小会大会批判我居然说得出“真理就是立场”这样的话，明目张胆反对团员站在党的立场上，在右派进攻面前完全丧失立场。对此，我做了许多次的口头和书面的检讨。这件事已过去了一年多，到头还要处分我？唉，由它去吧。我大学毕业没有一点喜庆，倒是背上了一个处分。我只想早点离开学校，根本没有问问是哪一级组织决定的，还要不要按照团章经过团支部讨论，等等。11年之后我偶然知道，学校团委根本没有给过我任何处分。
    我算是走得早的。车票告诉我，第三天早上7∶30在昆明西站乘车。我毫无留恋地跨出寝室，同三个送行的同学一起，从西南联大教授们曾经经常进出的云南大学北后门出来，快步迈向滇缅公路的起点。9月，云南还是雨季。长途公共汽车顶着旅客的行李，在蒙蒙细雨中碾压着碎石和泥浆向西驶去，整整三天。地图上可以找到靠近缅甸的中国云南省临沧专区耿马县，那就是我就业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