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义的败局：二十年学术出版路尽，三辉图书解散背后

三辉图书办公室的书架。（三辉图书 图）

“Sapere aude”，这是三辉图书在武汉落日书展举办二十周年展时选定的主题，意思是“敢于求知”。对忠实读者而言，这句高大上的拉丁语颇能代表三辉的品牌调性。

一年多以后，读者们才愕然发现，这家创办于2003年的出版品牌庆祝二十周年，或许不是为了展望未来，而是为了告别。2024年10月30日，三辉图书在公众号上公开宣布，三辉已于2023年10月底起停止运营，最新出版的书籍《碳民主》，是它的最后一部作品。

三辉图书的创始人严搏非已淡出公众视野多年。2008年《新民周刊》对他的一则旧报道被翻出，记者问他对近十年中国的畅销书是否有过研究，他言简意赅地答道“没有研究”。“严搏非策划了大量在国内外学术界赢得很好口碑的学术文化著作……这种对畅销书的淡漠与对学术的热情，在上海文化界乃至整个中国图书界都显得卓尔不群。”报道中这样写道。

对畅销书知识分子式的自矜态度，或许为三辉的结局埋下伏笔。2022年，三辉曾在一次征集合作方时，坦言自己“是一家几乎没有出过畅销书的出版公司（不是不想）”，随后话锋一转，重申了它一直以来的愿景，“我们关心时代的精神状况，关心被湮没的历史，关心人的自由与权利，想为这个未知的世界留存一些思想，也想为当下的生活提供有益的思考资源。”

没有固定合作的出版社，品牌标识也不起眼，很多人可能并未留意到，许多重要海外知识分子正是由三辉首次介绍到国内的，包括翁贝托·埃科、尼尔·波兹曼、安·兰德、马克·里拉、托尼·朱特、普利莫·莱维等。三辉以出版政治、哲学、历史等严肃读物闻名，也时常开风气之先，把鲜为国人所知的国际思潮带到读者面前。2016年，三辉开始策划讨论女性困境与权利的“女书系”，当时女性主义在中国社会尚未引起大范围关注；而早在2004年，三辉就译介了美国女性主义学者凯瑟琳·A.麦金农的讲座合集《言词而已》，探讨言论如何塑造性别歧视的社会现实。

二十年间，许多追求自由智识生活的读者从三辉的图书中获得滋养，亦有不少满腔热血的年轻人在感召之下聚集到了三辉。他们逐渐意识到，当做书的生意掺杂了太多理想主义和非商业的考量，理想终究难敌现实的重压。

理想主义者们

2012年11月，肖海鸥进入上海一家老牌出版社工作，出版社的地址毗邻当时三辉办公室所在的瑞金花园。很快，她就在一个朋友的引荐下认识了三辉的人。肖海鸥还记得，第一次拜访三辉的办公室，细细端详陈列样书时的惊讶与激动，“我发现里面都是我学生时代读过的书，比如波兹曼的《娱乐至死》、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还有对我影响很深的《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你才意识到原来读过那么多三辉的书，会跟三辉有一种自然的亲近之感。”

成立之初，三辉拿了一手好牌。资料显示，三辉的工商注册名为上海三辉咨询有限公司，最初由上海季风图书有限公司、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出版总社联合组建。

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梁捷是严搏非多年的朋友，据他回忆，新千年初期，大陆出版商与台湾出版商缺乏沟通渠道，合作寥寥，得益于台湾联经的关系，三辉顺利引进大量台湾作家、学者的书。而且当时像三辉这样的民营出版机构很少，对学术书有兴趣的更是稀有，三辉迅速因出版了一批高品质思想学术类书籍打响了名气。

维舟最早对三辉的印象是，出版了很多题材先锋的外国书籍，但他和当时不少爱书人都发觉，这些书的翻译瑕疵也不少。维舟是书评人，从2004年起定期在博客上写读书笔记，评注过不止一本三辉图书中的翻译错误，比如《行为糟糕的哲学家》。2020年，维舟在三辉出版了个人文集《一只脚踏进后现代》。

2008年，维舟入职一家市场营销公司，办公室刚好与三辉在同一个小区，他时不时去三辉深藏在居民楼里的办公室串门，与相熟的编辑应亚敏聊聊三辉的选题，在她的热情招呼下挑走几本新书。应亚敏得知维舟在写博客给三辉挑错也没有生气，反而感谢他帮忙做了编辑校对的工作，称重印时可以拿来用。维舟留意到，《行为糟糕的哲学家》重印后果然修正了翻译错误，这增加了他对三辉的好感，“他们在这方面，从上到下态度都是比较开放的。”

读者看出了三辉图书的翻译质量问题，专业编辑自然也不例外。

肖海鸥很快与三辉的两位同仁熟络起来，一位是三辉日常运营的主事人李伟为，另一位是流程编辑兼版权经理王嫣婷。因办公室仅一街之隔，她们经常一起吃饭聊天。这样亲密无间的交流大概持续了半年多，肖海鸥看到了三辉面临的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