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公益星力量 | 上官正义:现在人贩子不像余华英,已低龄化、网络化

2024年11月25日,南方周末第五届筑梦者公益大会在北京召开,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成为2024年“年度公益星力量”。自2007年开始,他就投身到了志愿打拐的事业中。从解救广州被拐的卖花小孩,到解救福建漳州的被拐婴儿,他被誉为“民间打拐英雄”。269个城市,60余万公里的飞行里程,这是他2018年后至今,奔赴各地打拐的飞行记录。这个数字仍会不断攀升,直至天下无拐。

南方周末记者 姜博文

责任编辑丨谭畅

“2023年,采取盗抢手段拐卖儿童的现案实现了零发案。现在拐卖朝网络贩婴、贩卖出生医学证明这个方向发展了。”

“江阴案中,一个主要嫌疑人才22岁,但很老练,知道怎么去应对打击,怎么逃避处罚。我们想象中的人贩子像余华英,不应该是年轻小伙子。”

“某些医院卖出生医学证明,都按照正规的全套手续办理,连发票都有。大医院一年生好几万个小孩,监管部门不可能每生一个孩子都去核实。”

2023年11月,上官正义网络举报湖北省襄阳健桥医院贩卖出生医学证明。该案目前已进入审查起诉环节。视觉中国图

上官正义似乎总在打拐的路上。

2024年11月9日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他不得不把约定好的时间分成中午与下午两个部分,中间还要去调查打拐线索。

今年是上官正义志愿打拐的第17年。这一年中,他举报山东省青岛市有生物公司勾结医疗机构,组织人员开展代孕服务、售卖出生医学证明,其中有公立三甲医院的医生参与。最终,青岛市多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介入,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相关医务人员受到行政处罚及处分。他还联合媒体调查并举报了江苏省江阴市贩卖婴儿案件,引发舆论关注。警方很快介入调查,抓获了买方和中介方,解救了被贩卖的婴儿。

但上官正义也有力有未逮之处。拐骗两三岁孩子的传统手法少了,网络贩婴、贩卖出生医学证明却多了;涉拐产业从业者逐渐低龄化,用民间收养等说辞掩饰买卖儿童行为;他公开举报的案件,不少还未反馈对犯罪嫌疑人的处理结果……

作为民间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是他行走江湖的名号。为此,这位出身农村的退伍军人自称放弃了许多:他鲜有陪伴家人的时光,也没有稳定的工作,靠着时不时带货来覆盖打拐与生活的成本,为数不多的娱乐则是“多让自己睡会儿觉”。

即便如此,多年来舆论对他通过打拐牟利邀名的质疑从未中断。上官正义称,他从未通过打拐牟利。年轻时,他因解救孩子后受到关注、获得赞扬而走上打拐之路。但如今,他将自己坚持打拐解释为性格所致,“我有一种强迫症,没有人催我做这件事,但是我给我自己压力,我觉得我遇到了,就一定要想办法把它做了,哪怕我不睡觉。”

“有医护人员参与”

南方周末:今年你在打击网络贩婴、贩卖出生证等涉拐产业上,有什么新的感触或者体验?

上官正义:以前,我只是听说有医护人员在参与贩卖孩子、出生医学证明这些违法犯罪行为,但今年是接触到了更多这样的医护人员。也就是说,这样的现象从之前的社会中介、社会上的人贩子参与,演变成现在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参与,在公立医院也存在这种情况,这是让我非常震惊的一件事情,我在反思到底怎么了。

南方周末: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

上官正义:我觉得还是有利可图。

南方周末:以前无利可图吗?

上官正义:可能也有,我以前或许没有发现,但是现在发现了。另外,有的医护人员参与此类产业,可能收的钱多一些,是有利可图。但是有的医护人员收的钱并不多,这种现象我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像一个代孕案件里面的医生,他是副主任医师,参与一次地下非法实验室的取卵,只能拿到1500元。我之前一直以为,至少一次要能获得上万元,他才会去干,毕竟他的身份摆在那里,要冒这么大风险的话,收益要与他的身份匹配才符合常理,结果为了1500元,他也去干。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价值观的问题,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他都要铤而走险。

南方周末:价值观之外,还有什么原因促使他们参与这种产业吗?

上官正义:我想不通。

南方周末:今年你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打拐经历是怎样的?

上官正义:每一起案例给我的印象都很深刻,不过我今年在江苏江阴调查的贩婴案比较特殊,这应该是我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将买家、卖家、中介的交易环节全程用视频拍下来。有关部门介入之后,也迅速抓获了犯罪分子,收获蛮大的,影响也比较大。

南方周末:以前有人说,你是为了名和利做打拐工作?

上官正义:现在还有人说这样的话。有人在网上说,因为我向医院要钱,医院没有给,我才选择曝光。我从来不会向任何人要钱,如果有人遇到了这种情况,你可以直接把聊天记录甚至语音都发出来,或者直接报案,这已经涉嫌敲诈勒索了。

南方周末:你现在的动机是什么?

上官正义:很多时候也说不上动机。我经历了案例,或者我知道线索了,我就要去查,最后反馈给有关部门去打击。

这可能和我是穷人家的孩子有关。我以前是农村的,家里面很穷。解救孩子,帮助到别人后,我受到关注,得到夸赞,我觉得当时是年轻人的心里虚荣(让我做下去)。

到现在,我还是觉得,别人做不了的事情,我去做了,大家都很震惊。此外,我就是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没有那么复杂。

上官正义。受访者供图

“先判断真伪,再衡量价值”

南方周末:最近这几年,你每天能接到多少和涉拐产业相关的线索?

上官正义:没有刻意统计过,每天估计都有上百。有时候信息太多,我忙起来压根都没空看,也就是早晚空闲一点的时候会打开看看。

南方周末:现在你主要是通过什么渠道收集线索?

上官正义:一直以来,我主要的线索来源还是微博,现在抖音的线索也占一小部分。

南方周末:比起早些年,如今你接到的线索数量会增加吗?

上官正义:有暴增。我关注的事情多,可能媒体报道得比较多了之后,各种求助、举报信息都接踵而来。

南方周末:暴增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上官正义:应该是2019年之后。2019年后,我跟踪的案件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媒体的报道比较多,很多网友就把相关信息反馈过来了。另外,2019年之前,微博算是我仅有的信息来源,抖音这些平台,我也是2021、2022年以后才开始看。关注的平台多了之后,可能关注的群体也多一些,他们也关注我(就把信息都反馈过来了)。

南方周末:你选择跟踪哪些线索?

上官正义:先判断线索的真伪,再衡量它的价值。我要花最少的钱,做到最大的价值,这个价值不是说给我带来经济利益,而是这个现象和情节严重吗?如果现象和情节比较严重,我可能就会亲自去了。如果是一些小的线索,例如谁要买孩子,我可能直接移交给当地的公安机关。我不去的,通过其他方式关注,也是一样的。

南方周末:你怎么在线上判断线索的真伪?

上官正义:也算是靠经验。有网友提供信息,说谁家买了孩子,我会多方去了解,包括侧面的、正面的,首先要排除自己变成别人实施打击报复的工具的可能。

有很多寻亲家长遇到过这种情况:有人和某家关系不好,他就告诉这些寻亲家长,和他关系不好的这家人,有个孩子是买来的,但实际上这家的孩子并不是买来的。他把这家举报给寻亲家长之后,家长肯定很激动,浩浩荡荡地带着有关部门去查,结果查了半天发现不是买来的,这样子开心的是谁?开心的是举报人,受伤害的是两边家庭。

南方周末:这种情况在线上能分辨出来吗?

上官正义:80%还是能判断出来。比如说,你给我提供线索,我非常感谢,但是我一般极力引导你直接向当地公安部门反映,实名、匿名都可以。就算你交给我,我大部分还是移交给当地公安。我把这些问题跟你讲了,你还是坚持要我跟进的话,我有些时候会多想,会有所判断。

还有些时候,有的人来举报,一口咬定某家的孩子是买的谁家的,这种就太有指向性了。时隔这么多年,也许孩子的亲生父母看了之后都不一定认得出孩子,作为旁人,他怎么可以确定孩子是谁家的?当然,也不排除有人就是了解实情,所以我们要多方核实佐证,最后去判断。

南方周末:你说,线索中的情节、现象比较严重时,你会亲自跟进调查,什么样的情节和现象算是严重?

上官正义:线索涉及的面比较广,我可能会跟进。比如说,涉及买卖孩子的数量,或者非法办理的出生医学证明数量比较多。

还有就是,我可能前期拿到了很多证据,才会去线下跟进。不是说你提供给我线索,我就盲目地去某一个地方。等我去的时候,其实证据已经很足够、扎实了,我只不过想让整个过程更严谨,让自己在法律上更稳固一点,因为这是法律问题,不能马虎、开玩笑,不能是听别人说的,也不能是好像、可能、差不多。

“我没有任何技术手段”

南方周末:你会用什么手段进行调查取证?

上官正义:首先,掌握线索后,要拿到证据;第二个,要掌握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信息;最后,去线下和嫌疑人见面,并把证据反馈给有关部门。

特别强调一点,我是一个普通公民,没有任何技术手段,只能是日常与犯罪嫌疑人交流沟通,取得他们的信任之后,他们主动将前期违法犯罪的证据发给我。

参与这种产业的医护人员更不会做陌生人的生意。不管是卖孩子,还是贩卖出生医学证明,他们不会在莫名其妙来了一个陌生顾客的情况下,就大大方方地提供一切,都是做熟人生意,要一切尽在他们掌握之中。就是因为这样,我要花大量时间,从一个陌生人成为他们的熟人、朋友。

南方周末:前期,你如何获得这些从业者的信任?

上官正义:很多时候,我都是晚上再跟进。这些涉拐产业从业者,白天和晚上的心理也是有所浮动和变化的,白天他们可能相对清醒、理性一点,晚上可能会放松警惕,所以晚上是最好跟他们沟通的时候。比如晚上11-12点,他喝了酒之后,你就趁着这个时候跟他聊。

当然,这个讲着很轻松,一句话的事情,但是做起来很辛苦,首先就要长时间熬夜。其次,有时候,他们头天晚上跟我说得好好的,第二天早上会给我提供信息线索,还有前期的交易证据。但是到了第二天早晨,他们就突然联系不上了,也有的是改口了,说我再考虑一下。这种现象不是个别的,是很普遍的。

南方周末:线下见面时,你如何让调查更严谨、在法律上更牢固?

上官正义:比如说,我前期掌握到嫌疑人把孩子卖给了某人,也有此人的家庭地址,我就去他家里了解一下,他家是不是在某年买了一个小孩,如何买了出生证,又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上了户口。

南方周末:买家会透露这些信息吗?

上官正义:看你以什么样的方式去问。买家是很心虚的,他们也知道这是违法行为,这样的话,这个环节可能容易很多了。有时候,我去到他们家里,他们都会主动说。我一个外地的陌生人,没有掌握情况,怎么可能会跑到你家来?这就是一种心理战。

当然,也有的人不会承认,那就按照不承认的方式去应对。我通过周边的村民、邻居多方了解,或者直接反馈给有关部门去核实。

南方周末:你在调查此类案件时,遇到的最主要的困难是什么?

上官正义:也就是在接触医护人员的过程中困难大一点。他们的警惕性很高,不接触陌生人,也不与陌生人谈论这方面的任何问题。我还是想从这里找到突破口,所以就想各种办法去接近他们,最后取得他们的信任,线下见面。

南方周末:你的知名度越来越大了,调查工作会不会越来越难做?

上官正义:还好,但确实有很多涉拐产业从业者在有针对性地关注我。我在接触中介和贩卖出生医学证明的人时,很多时候他们第一句话就是,我们要防着上官正义。还有从业者看到江阴案的新闻,给我发链接,说最近风声比较紧,查得太严了。

也有很多产科的医生和工作人员在关注我。有时候我一去医院,人家就认出我来了,说上官正义来了,给领导汇报一下。

网络化与低龄化

南方周末:你认为,近几年与拐卖相关的违法犯罪行为发生了什么变化?

上官正义:新的变化是没有,只是和早年间相比有变化。传统的拐卖孩子是拐大一点的、三四岁的孩子,比如拿个东西把孩子骗走,现在这种很少见了,前段时间有关部门也提到了,2023年,采取盗抢手段拐卖儿童的现案实现了零发案。但是,现在拐卖儿童又朝网络贩婴、贩卖出生医学证明这个方向发展了。

南方周末:如今的涉拐产业有什么特点?

上官正义:一个是网络化,就是利用网络的渠道和方式进行违法犯罪行为,比如在网上谈好买卖婴儿的交易。最近几年,很多大案、要案的信息都是我主动在网络上发现的,比如去年湖北襄阳健桥医院的案例。

还有一个是违法犯罪行为人的低龄化。我接触了很多参与卖孩子的人,年龄都很小,可能就是二十来岁。这次江阴案中,一个主要嫌疑人就是2002年出生的,才22岁,但是他在犯罪过程中显得很老练,知道怎么去应对打击,怎么逃避处罚,还能教买家和卖家去防范。我们想象中的人贩子是像余华英这样的,不应该是这样一个年轻小伙子。

余华英拐卖17名儿童,2024年10月,法院重审一审判其死刑。视觉中国图

南方周末:他们会怎么躲避监管和处罚?

上官正义:比如说,他们的交易是用现金,抓不住现行的话,就算你最后找到他们,他们也可以说我没花钱,只给了一点点营养费,你就没有证据。

有很多人通过网络交易,明明是买卖孩子,结果彼此之间都用一种冠冕堂皇的说法,把拐卖定义成民间的收养和送养,虽然这也不合法,但是性质上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有中介教买家与卖家签订所谓的领养、送养协议,让他们不提到钱或者提一点点钱,以逃避监管和打击。他们还会用特殊的字符进行线上交流,用L代替领养的领,用S代替送养的送,男宝叫蓝宝,女宝叫粉宝,等等。

南方周末:这是中介的方法,医护人员有什么应对监管的方法吗?

上官正义:一个是只做熟人的生意。还有一个,他们是专业的,一旦知道监管部门要过来调查什么问题,就能针对性地做好应对。比如某些医院卖出生医学证明,他们都是按照正规的全套手续办理的,从住院、分娩、生产的记录,到最后的出生医学证明、疫苗本、出院记录,医护人员什么都办好了,连发票都有。大医院一年生好几万个小孩,监管部门不可能每生一个孩子都去核实。

南方周末:大部分案例中,你举报后,官方后续处理情况是怎样的?

上官正义:现在官方基本上都会通报在调查,但是反馈调查结果的很少。当然,有的地方因为一些原因没有公开通报,私底下会跟我说处理情况。

我是一个很执著的人,我觉得既然调查了,应该有一个结果。同时,我每举报一次,网上有很多质疑的声音,如果有关部门在调查后,没有一个公开的结果,这种声音会愈演愈烈。所以我一直希望官方通报结果,他们反馈之后,无形之中是对一些声音的有力回击,就是说我举报的东西是真实的,而且也进行了处理。

南方周末:你认为,对于涉拐产业,打击和监管方式应如何改进?

上官正义:每一次涉拐产业成为新闻事件后,国家层面也在关注和惩治,补救制度上的一些漏洞,但是我们不能发现了之后再去打。比如说,现在法律上是不是有些滞后?以贩卖出生医学证明来说,一般是以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论。有卖家告诉我,他卖了三十多张,结果和卖了几百张的人,判的有期徒刑刑期差不多。我觉得这是有点不公平,应该视情况而定,卖多少就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其次,我觉得网络平台自身的监管,还有针对此类产业的打击,都是很薄弱的。平台有平台的责任,主管部门有主管部门的责任,遇到这些问题之后,打击要多方合力。这种合力应该有一个部门起到主导作用,但这一类的犯罪现象是社会问题,社会问题就应该社会治理,社会治理也不是说公安机关一家的事情。

此外,问题最突出的领域,比如说网络领域,是不是应该作为打击整治的重点?

南方周末:你认为网络领域应当如何治理?

上官正义:有时交易双方用含糊的字词去替代敏感信息,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平台和主管部门看不到还可以理解;但是有些是赤裸裸的交易,比如有人公开发帖,有人就公开去下面跟帖评论,毫不避讳,这些问题也是比较突出的,是不是要更加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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