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公益星力量 | 杨团：生命力来源于使命感

与共和国同龄的杨团，今年75岁了。她决定接下来把更多时间放在研究上，“把我个人以及‘农禾之家’的经验总结提炼出来，变成大家的。”

她越来越有紧迫感：主编了16年的公益慈善蓝皮书未来如何交班？怎样才能让更多年轻人走进农村，了解集体经济，理解“乡村振兴是中国最大的公益”？

只要有机会，性格直爽、嗓门洪亮的她就为此疾呼，笑称“我的声音已经够大了”。

杨团在南方周末第五届筑梦者公益大会分享自己的故事。

最愿意做的事：为农民服务

1998年底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工作，杨团年近50岁，成为了一名“两栖人”：一边做社会政策研究，一边继续公益慈善事业。

此前，她在中华慈善总会、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做过公益，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做过研究，也在北京经济学院（现首都经贸大学）教过书。

从50岁到75岁，她被外界称为“行走在乡间的学者”，对推动农民合作组织发展和乡村振兴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索和实践。

站在当下，回望这25年，杨团认为自己最大的收获，一是从农村了解到中国最深层次的问题，二是在精神层面获得最大的满足，找到了自己最愿意做的事情——为农民服务。

2005年，杨团带领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了农民合作组织联盟“农禾之家”，登记注册后连续出版内部刊物《综合农协》，大家为此提炼了五个关键词：“农民共富，集体发声，城乡平等，互补共荣，社会和谐”，将其印在封面上。

带着这样的愿景，她行走在田间地头，曾在一年里跑了全国17个省市自治区三十多个县乡。她锲而不舍甚至“屡败屡战”，并以求真求实的精神，不断自我修正。

在二十余年的上下求索里，“农禾之家”已服务来自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的三百余家农民合作组织、涉农企业、协会，累计在6个省份的8个县乡村与政府、企业、事业单位等开展乡村振兴试点。“我不是一个聪明人，但我是一个肯思考的行动者。”杨团曾这样形容自己。

疏离感与迫切感

杨团对农村的深厚感情，可以回溯到少年时从北京徒步延安，以及青年时在云南下乡的经历，“我后来为什么坚持为农民这个阶层而努力，就是那个时候种下的种子。”

她出身于革命家庭，自小学起，父母每年暑假都会安排她到农村生活。17岁时，她参加了“长征串联”，从北京走到延安，从1966年的冬天走到次年的春天。那一路遇到的农民，质朴而善良，在凛冽的季节给予她很多关照。

19岁那年，杨团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陇川农场下乡，三年半极其艰苦的知青生活，进一步锤炼了她“不怕艰难险阻”的个性，也让她时时感受到来自老乡的温暖，内心充满感恩。

如今，当杨团在各个场合疾呼乡村振兴，最为忧虑的是年轻人对农村缺乏了解，他们与农村之间的“疏离感”，正是作为老前辈的她内心“迫切感”的真正来源。

“很多青年悲观焦虑，这跟看不清国家的前景，看不清农村的前景相关，”她切切叮嘱道，“看不清大的就看不清小的，看不清长远的就看不清脚下的。只有努力懂得你脚下的土地，你才能够逐步找到自己的方向，而了解中国最好的方式，我以为就是到农村去。”

生命力的传承

在人生方向的选择上，杨团始终目光高远且“特立独行”。

1988年，在高校留校七年后她已是副教授，学校也承诺给她“提干”。由于很清楚自己“对名誉、地位、金钱全都不感兴趣”，杨团不顾所有人反对，抱着“就是想为改革做点事”的一腔热忱，转行来到当时改革的“总司令部”——国家体改委。

进入国家体改委分配体制司不久，40岁的她遭遇了人生第二次刻骨铭心的磨难，在政治风浪中被停职两年。

“我父母很早就去世了，在我最艰难、最受打击的时候，朱老师很坚定地支持我，让我感受到了来自父辈的力量。”杨团至今感念，对自己人生影响最大的师长——中国社会保障领域著名学者朱传一先生。

她在温和坚韧的朱老师身上看到了“始终以道德关怀和社会良知为重”的“公民精神即公益精神”，朱老师的鼓励让她在人生最低谷时，再次坚定了自己的信念：要做一个对社会对别人有用的人。

朱传一先生曾非常强调“生命力”三个字。很多人见到风风火火、坐言起行的杨团，也会被她身上旺盛的“生命力”所感染，而她如此描述这股力量的来源：

“中国传统讲天、地、人三者的统一，其中人这个变量是最独特的，人的使命可小可大，可以推动物质世界的变化，我觉得这就是生命力的重要来源。我一直很努力让自己这个变量朝着有利于农村的方向，尽力去发挥作用，也是实现了自己的本心吧。”

【对话杨团】

南方周末：您主编的慈善蓝皮书每年都是业内关注焦点，16年里取得了哪些成果？

杨团：这个书到现在已经第16年了，一是定位很清晰，每年都把慈善事业的发展变化揭示出来，不仅给研究界提供资料，更是面对广泛的公众读者；二是有完整的结构体系，总报告、分报告、专业报告还有专题报告；三是具有连续性，时间越长，它的价值越大。

除了揭示年度变化，连起来看更重要，比如今年的总报告做了15年的回顾，以后每15年都要回顾一次。这些年做慈善蓝皮书，我有一个明显的感受，“社会保障事业的补充”是把慈善事业地位说低了。长期来看，它在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改变人的观念意识、推动本土传统慈善和现代公共意识相结合上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公益慈善组织包括一些非正式的社会组织，是协同党和政府创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另外特别重要的是，慈善蓝皮书在数据统计方面是有创造的。目前各方数据统计存在很大的重复问题，蓝皮书在去重方面是下了功夫的。大约10年前，我们就确定了中国公益慈善资源数据统计“1+1+1”的结构性方向，即款物捐赠、志愿者时间价值加彩票公益金，合成为全核算中国社会公益总价值，也是中国慈善公益资源总量。

中国福利彩票最初称“有奖募捐劵”，彩票公益金相当于买彩票的老百姓对社会的间接捐赠，做好了会大大超过款物捐赠，尤其在经济下行的时候，我认为要加强探讨。

南方周末：您认为慈善蓝皮书未来有哪些提升空间呢？

杨团：提升空间很大。第一是内容拓展方面，可以拓展慈善蓝皮书对于企业公益、社区公益、国际慈善信息等领域的关注。第二是要提升重要议题分析和研究，比如彩票公益金、城乡集体经济组织与公益慈善组织的关联性等研究。

我们对报告要求越来越高，必须有大量一手的新鲜材料，对一年进行总结提炼，同时又要有历史根基，跳出年度来纵观历史。“合格”对于我来说是70到75分，不是60分，好多文章和作者都被我毙掉了。

未来尤其重要的是支持地方发展，目前全国有6个省、市已经在出版地方慈善蓝皮书，但是能做好这项工作的人才不足，需要着眼全国挖掘人才、培养人才。最好的写作团队是专家学者加本土实务工作者。我反对目前不少蓝皮书基于文献研究写成了论文集，而不注重对实际信息的采集和实务研究。

南方周末：您一直鼓励更多青年人投身乡村振兴，呼吁所有公益从业者都要学习明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杨团：青年公益人为中国慈善公益事业奋斗，要了解中国慈善公益的根从哪里来？最严峻的挑战到底在哪里？你多了解农村，就会明白乡村振兴、城乡融合是中国今后几代人最大的公益。最大的问题、最大的困难还是在乡村。

乡村是中国的根，是中国过去、现在、未来的一面镜子，不管照出来是美是丑，都反映了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最深层的意义。所以不管你的岗位在哪里，在城市还是在国际，都要把自己的工作跟乡村联系起来，否则作为一名公益人就不见得是合格的。

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首先要明白它制定的目的是什么？这是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命脉的大法。国家是用这个法来做连接的，连接城乡，连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市场各类不同经营主体，也包括连接我们慈善公益组织。

南方周末：公益慈善组织应该如何主动连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杨团：我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中国最大的社会企业集群，它跟公益慈善组织相似的地方，是都有使命愿景，要把农村的事情办好，实现农民共富、城乡共融。不同的地方，是它拥有集体土地的资源和集体资产，连接着农民，可以用灵活的市场和半市场的方式来创造财富。

公益慈善组织要参与乡村振兴，就要依靠和辅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尽力发挥它们的社会企业作用，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虽然现在做得好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还很少，但它的确是希望和未来。

此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不光涉及农村，在城乡接合部，在街道，城中村变身居委会，也可以依法设立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接受街道的管辖。这为今后城市社区发展打开了新的空间。我们公益慈善现在越来越扎根社区，那么城乡的集体经济组织就是我们推动社区工作第一重要的合作伙伴。双方的合作可以是服务，也可以是产业，会出现很多创新的方式，先醒过来的人，就应该先去努力做这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