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复线结构的成长叙事——以《弃犬历险记》为例

受访者供图

人生有千千万万个路口，向左向右却无法伫立原点。没人知道下一场风波会在何时、怎样袭来。少年与狗带着对命运安排的不甘和对生命的期盼，在命运洪流中向前追去，丘克军的《弃犬历险记》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从文体来看，在作为一部小说的同时，《弃犬历险记》还具有明显的散文化特征；从内容来看，其既有紧凑的情节迭起推动，亦有来自叙述者本身的情感推动，塑造了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的阅读体验。故事的情节并不复杂，即便对于青少年而言也是适宜阅读的。小说采用了典型的复线结构叙事，即同时展开多条线索。故事围绕着双主角“我”和名为“阿花”的狗，从阿花的“初到人间”到“数字复活”，从“我”幼年的家庭变动、求学成长，到人生后半段。“我”和阿花诞生于相同的时代，一起在不可预知的时代洪流中，扑向生命的浮标。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独特矛盾与冲突，但文学能够超越时代的隔阂，为每一代人带来相似却不相同的感受，映照着每个时代中的个体都面临的一些共同处境。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必然是能够超脱于文字本身，用有形的文字符号表达无形的精神与思想的。图书是作者思想的传递，同时也是读者个人的思想塑造过程，以下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凸显特色的场景塑造与人物刻画

富有画面感的场景描绘，跃然于纸上。以故事开头为例，开头是故事的起点，众多经典文学作品都拥有令人直呼精妙的开头，奠定了其作品的深刻基调。比如说主旨型的开头，查尔斯·狄更斯《双城记》：“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我们面前无所不有，我们面前一无所有……不管它是好是坏，都只能用‘最……’来评价它。”隐喻型的开头，白先勇《孽子》：“在我们的王国里，只有黑夜，没有白天。天一亮，我们的王国便隐形起来了，因为这是一个极不合法的国度：我们没有政府，没有宪法，不被承认，不受尊重，我们有的只是一群乌合之众的国民。” 情节型的开头，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以赫雷米亚的自杀起笔，引出关于“爱情”的话题。

《弃犬历险记》也采用了情节型这一方式开启全篇。开头便是极具画面感的情节和场景描绘，从花斑大狗追逐蒸汽火车开始着笔，用细致的笔触勾勒出彼时车站的长街、朴实的四等小站、绿色的铁皮火车、黑色的火车头、白色的水蒸气、通红的炉火、忙碌的铲煤工以及奔跑的花斑狗，在开头便营造了强烈临场感，迅速将读者拉进书中的故事里去。对于虚构的小说而言，文字所传递的画面感是提高阅读体验的重要途径，能让读者在文字映入眼帘的同时，在头脑中自动补充画面。可见，极具画面感的阅读体验是这本书的一个突出特点，小说中对崖洞村的自然风貌、乡土人情、重大活动、突发事件等的细致描述和具有画面感的文字，都让人在阅读过程中对书中所写的故事产生了更强的共鸣，增强了阅读中的乐趣，仿佛不是在阅读方正的文字，而是在脑海中不断地落笔作画。

多样化的人物形象塑造使得故事更具有丰富性。除了阿花和“我”的形象外，《弃犬历险记》还花了不少笔墨塑造了其他几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勤劳能干的旺丁叔、善良好心的旺丁嫂、贪婪胆小的算命佳叔、犯而不校的母亲等，这些人都是阿花和“我”成长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成长是一切相关因素的综合结果，身边人的行为、言语、经历都构成了主角们成长的养料。各具性格特色的人物形象也进步深化了故事情节，使得故事更加具有层次感。在众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最具有魅力和吸引力的人物并不一定是主角，可能一些不起眼的配角，甚至是一个寥寥几笔的路人，也能令人印象深刻。比如本书中对于“我”母亲这一人物形象的刻画虽然不多，但几笔之间就勾勒出了母亲温顺却不盲目顺从、外柔内刚、内心坚毅而执着的形象，这样的人物同样是极具魅力的。

如今许多小说和影视作品不再一味塑造“好人”和“坏人”，读者和观众也逐渐意识到故事的角色不是非黑即白的，更重要的是人物的立体化和其行为的逻辑自洽，加之从情节中展现出来的戏剧化矛盾与冲突，角色才能“立起来”。由此想到白先勇先生《孽子》一书中刻画的严肃古板的父亲、渴望温暖的母亲、乖巧却猝然陨落的弟娃、情感暴烈似火的王夔龙乃至莲花池一众人物，以及最令人惊艳的阿凤一角。扑火的野凤凰没有涅槃重生却永远陨落，永远活在了他人的言语中，令人读完后怅然若失。《弃犬历险记》中也尝试对多个人物形象通过职业进行区别化描绘，但若能加强对人物某个核心特征的刻画，增强角色言语行为的逻辑性，让各个人物之间的形象更加鲜明、独特，则会更上一层楼。

悉心且巧妙的情节安排

“一石激起千层浪，此后处处是回响”，多处的伏笔是这篇小说的又一个特点。《弃犬历险记》嵌入了许多后续故事的伏笔，让人能够在后面的阅读过程中不断地反刍前文的故事细节。比如算命佳叔爱吃不打疫苗的狗肉，为后面意外患病埋下伏笔；驼背二哥被查封的卷粉店与袁叔的川江饭堂的联系与对比等，这些前后关联的草蛇灰线式的伏笔提升了叙述的真实感，将故事囊括在相对合适规模的人物和事件关系中，让读者能够在二次阅读中发现初次阅读中的遗漏，实现了故事矛盾的聚集化，使其更为立体和有层次感。阅读一部优秀的作品，就像一次次打开套娃，每次阅读都能够在文中找到新的细节，又仿佛在与作者捉迷藏，一个藏一个找。随着读者对作品越来越熟悉，作者留下的线索越来越易于找到；而作者暴露得越多，就越要想方设法寻找另一种方式隐藏线索。这场游戏便是阅读中除开信息和知识获取之外的彩蛋。

受访者供图

双主角的映射与对比更显故事的巧妙。小说名为“弃犬历险记”，乍一看会以为这是一部冒险小说，细细读来则更像是一部成长小说，所言的“冒险”是阿花和“我”在人世间经历的这场生命的冒险，让人读到的是不屈服于逆境的坚韧，是奋力追逐的勇气，是脚踏实地、仰望星空的希冀。两种主体形象的塑造既是映射，更是对比。阿花的生命以无法选择的方式为起点，在无法抗拒的外部环境中前进，直到生命的终点。由于花色的特殊，阿花从诞生起就受到了不寻常的眼光审视；由于一句胡诌的预言和现实巧合的对应，阿花彻底成为不幸的象征；由于“非人”的身份，阿花不允许登上火车与“我”一同进城而被迫流浪……如果只是描绘苦难、歌颂顺从定会显得索然无味，亦无法称之为一段生物与命运的抗争故事。令人欣慰的是，面对异样的眼光，阿花是“喝着五个小奶狗‘让’给它的母乳，长得特别快”；面对象征着不幸的预言，阿花用挽救一位少年免于溺亡的行动证明自己；面对被迫流浪的境遇，阿花与土狗抗争、历经多种阻挠，一路追寻熟悉的味道找寻回家的方向。阿花在一生的“历险”中成长为一条顽强不屈、与命运抗争的狗，这何尝不是对少年的“我”的一种映照？“我”作为人，拥有自己的主观意识和能动性，亦在与时代和命途进行更为艰苦卓绝的抗争。面对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由于集体化改造、母亲的“成分”问题等，“我”一同受到了许多的牵连。从熟悉的城市环境，有图书馆、有电影院、有各种商店的地方去到记忆中并不清晰的崖洞村，面对这种巨大的落差，“我”从惴惴不安到接受并且主动适应。“我”对命运和时代的抗争比阿花来得更加深层，不仅仅是在行为上，更是在思想上，即便环境有限，“我”也不曾放弃进取和学习。最后，机缘巧合下“我”通过考试回到了熟悉的城市，兜兜转转又回到了起点，同时也开启了另一人生阶段。故事得以迎来劫后余生的温暖结局。

理想化、温柔化的故事主旨

戏剧化的故事仅是人生的节选。故事以阿花的一生为轴，讲述了阿花和“我”的抗争与成长。个人与命运、与时代的抗争是古今中外文学中永恒的话题，如何讲好“抗争”却不容易。提起这个主题，那就不得不提余华先生的《活着》。《活着》用极端的苦难讲述了一段命运和时代的抗争故事，在命运眷顾的时候肆意挥霍，在命运背离的时候幡然醒悟，可是命运一旦转过身去，却并不一定会如理想般的“浪子回头金不换”，命运的齿轮一旦转动便绝没有重来的机会。《活着》聚集了太多鲜活真实的巧合与深入骨骼的痛苦，读完之后心中满溢悲伤与沉重。这样的抗争太过苦难，亦太过沉重，因此也需要一些其他的故事提醒读者：戏剧化的故事仅仅是人生的节选，生命是波澜起伏的长河，虽然不可逆流而回，却能够在长河中找寻自己的顺流而去，邂逅云起时、水穷处，聊以慰藉沉重的思绪。同样都以动物作为人的映射，《活着》里的福贵少爷最后只有名为“福贵”的老牛陪他聊度余生；在《弃犬历险记》中，阿花则在“我”身边趟过了它的人生长河。人生难免苦难，但请不要因苦难而绝望。在《弃犬历险记》中，作者反复提到了“蒲公英”这一意象。在风的吹拂下，蒲公英的种子任意散落，在恰当的地方生长发芽，完成生命的迭代。在这个故事中，蒲公英或许是理想，或许是希望，无论是处于何种逆境，“我”都告诉自己，不能放弃蒲公英。人生是旷野，舞动的蒲公英会指引前进的方向，最终停留在恰当的地方。

结语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让人们越来越倾向于矛盾集中、快节奏、追热点、重感官刺激的信息获取方式，甚至文学阅读已成为一条“少有人走的路”。对此，王蒙先生在其演讲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语言是文学的符号，语言也是人类思维的符号……文学实际上正在满足着生命的需求、满足着人生的需要、弥补着人生的某些缺憾。”王蒙先生这段话用于《弃犬历险记》亦相当贴切。真实性是人类认知和交流的基础，虚拟性则表现的是人类无限想象的魅力，文学虚构处于真与假的中间地带。《弃犬历险记》将理想化、虚构的情节和人物置于真实的历史背景之下，在文学层面实现了虚实边界的消弭，创造了以现实为骨架、想象为血肉的文学作品，满足着读者的阅读期待。地理学论证“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文学却挥笔“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在意义世界的客观运行规则下，以想象实现虚构向真实靠拢，获取自身存在的合理性，汲取人生的意义，这是虚构文学的意义之一，也是《弃犬历险记》力图传达的价值。

【作者】简华（作者单位：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