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复线结构的成长叙事——以《弃犬历险记》为例
人生有千千万万个路口,向左向右却无法伫立原点。没人知道下一场风波会在何时、怎样袭来。少年与狗带着对命运安排的不甘和对生命的期盼,在命运洪流中向前追去,丘克军的《弃犬历险记》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从文体来看,在作为一部小说的同时,《弃犬历险记》还具有明显的散文化特征;从内容来看,其既有紧凑的情节迭起推动,亦有来自叙述者本身的情感推动,塑造了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的阅读体验。故事的情节并不复杂,即便对于青少年而言也是适宜阅读的。小说采用了典型的复线结构叙事,即同时展开多条线索。故事围绕着双主角“我”和名为“阿花”的狗,从阿花的“初到人间”到“数字复活”,从“我”幼年的家庭变动、求学成长,到人生后半段。“我”和阿花诞生于相同的时代,一起在不可预知的时代洪流中,扑向生命的浮标。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独特矛盾与冲突,但文学能够超越时代的隔阂,为每一代人带来相似却不相同的感受,映照着每个时代中的个体都面临的一些共同处境。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必然是能够超脱于文字本身,用有形的文字符号表达无形的精神与思想的。图书是作者思想的传递,同时也是读者个人的思想塑造过程,以下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凸显特色的场景塑造与人物刻画
富有画面感的场景描绘,跃然于纸上。以故事开头为例,开头是故事的起点,众多经典文学作品都拥有令人直呼精妙的开头,奠定了其作品的深刻基调。比如说主旨型的开头,查尔斯·狄更斯《双城记》:“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我们面前无所不有,我们面前一无所有……不管它是好是坏,都只能用‘最……’来评价它。”隐喻型的开头,白先勇《孽子》:“在我们的王国里,只有黑夜,没有白天。天一亮,我们的王国便隐形起来了,因为这是一个极不合法的国度:我们没有政府,没有宪法,不被承认,不受尊重,我们有的只是一群乌合之众的国民。” 情节型的开头,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以赫雷米亚的自杀起笔,引出关于“爱情”的话题。
《弃犬历险记》也采用了情节型这一方式开启全篇。开头便是极具画面感的情节和场景描绘,从花斑大狗追逐蒸汽火车开始着笔,用细致的笔触勾勒出彼时车站的长街、朴实的四等小站、绿色的铁皮火车、黑色的火车头、白色的水蒸气、通红的炉火、忙碌的铲煤工以及奔跑的花斑狗,在开头便营造了强烈临场感,迅速将读者拉进书中的故事里去。对于虚构的小说而言,文字所传递的画面感是提高阅读体验的重要途径,能让读者在文字映入眼帘的同时,在头脑中自动补充画面。可见,极具画面感的阅读体验是这本书的一个突出特点,小说中对崖洞村的自然风貌、乡土人情、重大活动、突发事件等的细致描述和具有画面感的文字,都让人在阅读过程中对书中所写的故事产生了更强的共鸣,增强了阅读中的乐趣,仿佛不是在阅读方正的文字,而是在脑海中不断地落笔作画。
多样化的人物形象塑造使得故事更具有丰富性。除了阿花和“我”的形象外,《弃犬历险记》还花了不少笔墨塑造了其他几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勤劳能干的旺丁叔、善良好心的旺丁嫂、贪婪胆小的算命佳叔、犯而不校的母亲等,这些人都是阿花和“我”成长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成长是一切相关因素的综合结果,身边人的行为、言语、经历都构成了主角们成长的养料。各具性格特色的人物形象也进步深化了故事情节,使得故事更加具有层次感。在众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最具有魅力和吸引力的人物并不一定是主角,可能一些不起眼的配角,甚至是一个寥寥几笔的路人,也能令人印象深刻。比如本书中对于“我”母亲这一人物形象的刻画虽然不多,但几笔之间就勾勒出了母亲温顺却不盲目顺从、外柔内刚、内心坚毅而执着的形象,这样的人物同样是极具魅力的。
如今许多小说和影视作品不再一味塑造“好人”和“坏人”,读者和观众也逐渐意识到故事的角色不是非黑即白的,更重要的是人物的立体化和其行为的逻辑自洽,加之从情节中展现出来的戏剧化矛盾与冲突,角色才能“立起来”。由此想到白先勇先生《孽子》一书中刻画的严肃古板的父亲、渴望温暖的母亲、乖巧却猝然陨落的弟娃、情感暴烈似火的王夔龙乃至莲花池一众人物,以及最令人惊艳的阿凤一角。扑火的野凤凰没有涅槃重生却永远陨落,永远活在了他人的言语中,令人读完后怅然若失。《弃犬历险记》中也尝试对多个人物形象通过职业进行区别化描绘,但若能加强对人物某个核心特征的刻画,增强角色言语行为的逻辑性,让各个人物之间的形象更加鲜明、独特,则会更上一层楼。
悉心且巧妙的情节安排
“一石激起千层浪,此后处处是回响”,多处的伏笔是这篇小说的又一个特点。《弃犬历险记》嵌入了许多后续故事的伏笔,让人能够在后面的阅读过程中不断地反刍前文的故事细节。比如算命佳叔爱吃不打疫苗的狗肉,为后面意外患病埋下伏笔;驼背二哥被查封的卷粉店与袁叔的川江饭堂的联系与对比等,这些前后关联的草蛇灰线式的伏笔提升了叙述的真实感,将故事囊括在相对合适规模的人物和事件关系中,让读者能够在二次阅读中发现初次阅读中的遗漏,实现了故事矛盾的聚集化,使其更为立体和有层次感。阅读一部优秀的作品,就像一次次打开套娃,每次阅读都能够在文中找到新的细节,又仿佛在与作者捉迷藏,一个藏一个找。随着读者对作品越来越熟悉,作者留下的线索越来越易于找到;而作者暴露得越多,就越要想方设法寻找另一种方式隐藏线索。这场游戏便是阅读中除开信息和知识获取之外的彩蛋。
双主角的映射与对比更显故事的巧妙。小说名为“弃犬历险记”,乍一看会以为这是一部冒险小说,细细读来则更像是一部成长小说,所言的“冒险”是阿花和“我”在人世间经历的这场生命的冒险,让人读到的是不屈服于逆境的坚韧,是奋力追逐的勇气,是脚踏实地、仰望星空的希冀。两种主体形象的塑造既是映射,更是对比。阿花的生命以无法选择的方式为起点,在无法抗拒的外部环境中前进,直到生命的终点。由于花色的特殊,阿花从诞生起就受到了不寻常的眼光审视;由于一句胡诌的预言和现实巧合的对应,阿花彻底成为不幸的象征;由于“非人”的身份,阿花不允许登上火车与“我”一同进城而被迫流浪……如果只是描绘苦难、歌颂顺从定会显得索然无味,亦无法称之为一段生物与命运的抗争故事。令人欣慰的是,面对异样的眼光,阿花是“喝着五个小奶狗‘让’给它的母乳,长得特别快”;面对象征着不幸的预言,阿花用挽救一位少年免于溺亡的行动证明自己;面对被迫流浪的境遇,阿花与土狗抗争、历经多种阻挠,一路追寻熟悉的味道找寻回家的方向。阿花在一生的“历险”中成长为一条顽强不屈、与命运抗争的狗,这何尝不是对少年的“我”的一种映照?“我”作为人,拥有自己的主观意识和能动性,亦在与时代和命途进行更为艰苦卓绝的抗争。面对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由于集体化改造、母亲的“成分”问题等,“我”一同受到了许多的牵连。从熟悉的城市环境,有图书馆、有电影院、有各种商店的地方去到记忆中并不清晰的崖洞村,面对这种巨大的落差,“我”从惴惴不安到接受并且主动适应。“我”对命运和时代的抗争比阿花来得更加深层,不仅仅是在行为上,更是在思想上,即便环境有限,“我”也不曾放弃进取和学习。最后,机缘巧合下“我”通过考试回到了熟悉的城市,兜兜转转又回到了起点,同时也开启了另一人生阶段。故事得以迎来劫后余生的温暖结局。
理想化、温柔化的故事主旨
戏剧化的故事仅是人生的节选。故事以阿花的一生为轴,讲述了阿花和“我”的抗争与成长。个人与命运、与时代的抗争是古今中外文学中永恒的话题,如何讲好“抗争”却不容易。提起这个主题,那就不得不提余华先生的《活着》。《活着》用极端的苦难讲述了一段命运和时代的抗争故事,在命运眷顾的时候肆意挥霍,在命运背离的时候幡然醒悟,可是命运一旦转过身去,却并不一定会如理想般的“浪子回头金不换”,命运的齿轮一旦转动便绝没有重来的机会。《活着》聚集了太多鲜活真实的巧合与深入骨骼的痛苦,读完之后心中满溢悲伤与沉重。这样的抗争太过苦难,亦太过沉重,因此也需要一些其他的故事提醒读者:戏剧化的故事仅仅是人生的节选,生命是波澜起伏的长河,虽然不可逆流而回,却能够在长河中找寻自己的顺流而去,邂逅云起时、水穷处,聊以慰藉沉重的思绪。同样都以动物作为人的映射,《活着》里的福贵少爷最后只有名为“福贵”的老牛陪他聊度余生;在《弃犬历险记》中,阿花则在“我”身边趟过了它的人生长河。人生难免苦难,但请不要因苦难而绝望。在《弃犬历险记》中,作者反复提到了“蒲公英”这一意象。在风的吹拂下,蒲公英的种子任意散落,在恰当的地方生长发芽,完成生命的迭代。在这个故事中,蒲公英或许是理想,或许是希望,无论是处于何种逆境,“我”都告诉自己,不能放弃蒲公英。人生是旷野,舞动的蒲公英会指引前进的方向,最终停留在恰当的地方。
结语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让人们越来越倾向于矛盾集中、快节奏、追热点、重感官刺激的信息获取方式,甚至文学阅读已成为一条“少有人走的路”。对此,王蒙先生在其演讲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语言是文学的符号,语言也是人类思维的符号……文学实际上正在满足着生命的需求、满足着人生的需要、弥补着人生的某些缺憾。”王蒙先生这段话用于《弃犬历险记》亦相当贴切。真实性是人类认知和交流的基础,虚拟性则表现的是人类无限想象的魅力,文学虚构处于真与假的中间地带。《弃犬历险记》将理想化、虚构的情节和人物置于真实的历史背景之下,在文学层面实现了虚实边界的消弭,创造了以现实为骨架、想象为血肉的文学作品,满足着读者的阅读期待。地理学论证“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文学却挥笔“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在意义世界的客观运行规则下,以想象实现虚构向真实靠拢,获取自身存在的合理性,汲取人生的意义,这是虚构文学的意义之一,也是《弃犬历险记》力图传达的价值。
【作者】简华(作者单位: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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