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绽放，理想幻灭：追寻苏辙的河南印记（下）

颍川：隐居遁世著述丰

元祐八年（1093）九月，随着高太皇太后的去世，18岁的哲宗亲政，一大批新党人物如章惇、吕惠卿、杨畏等新党人物返朝重用，苏辙兄弟人到晚年的政治生命，像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一样，倒得一塌糊涂。

作为制科奇才，苏辙兄弟并不是不知道政治的凶险，并不是不懂得明哲保身、识时务者为俊杰的中庸之道，但“修齐治平”的儒者思想，已经根植于骨髓，他们直言极谏的初心，就是匡扶国家社稷。

即使面对哲宗亲政后的不同政治风向，苏辙依然多次上表奏章，先是批评哲宗刚亲政就先重用身边内臣，同时还把哲宗推进的政策与高太皇太后时进行类比，希望能用这些建议引导哲宗的政治态度变化。这无疑引起了哲宗的极大反感，逮住其一个上疏中拿汉昭帝与自己类比的用典，一道诏书就将其贬了。苏辙“奋厉有当世志”的理想，终成镜花水月。

汝州、袁州、筠州，“岁更三黜”，拉开了苏辙颠沛流离的贬谪生涯。政治上共进退的兄长苏轼，自然也不能幸免，惠州、儋州，成为他生命最后的谪居之地。

汝州是苏辙一生中唯一真正当过知州的地方，也是苏轼从被贬地黄州起用前任职但没去的地方。尽管只有短得可以忽略不计的两个月左右，袁州和筠州更多是越贬越远的信号。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苏辙为汝州做的可圈可点的事至少有三件值得说道说道：一是出资修葺龙兴寺吴道子的壁画；二是补刻杨亿（宋真宗朝最有名的文人）诗碑，扩建“思贤亭”；三是因为干旱去祈雨，据说非常成功。不仅如此，还以此为题材，写了两篇出色的散文《汝州龙兴寺修吴画殿记》《汝州杨文公诗石记》，倒是主政者没有想到的。对弟弟在被贬之途还保护文物、传承文化的善举，苏轼举双手赞成，作诗云：“他年吊古知有人，姓名聊记东坡弟。”

之后，在哲宗亲政时期，苏辙先后还被贬到雷州、循州，从绍圣元年（1094）三月到元符三年（1100）二月，近6年的时间，都在贬谪迁徙之中。随着哲宗崩逝，徽宗继位，一样反对变法的向太后一起听政，为了搞新旧两党的平衡，对朝中官员进行了一次大的调整，一大批元祐旧臣得以恢复官职。元符三年（1100）二月，苏辙被命量移永州；四月，被命移居岳州；十一月，被复官太中大夫，提举凤翔府上清太平宫，外州军任便居住。同年，苏轼量移廉州、永州，后得旨任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在外州军任便居住。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回望苏辙的一生，恰恰是8年两贬筠州作“高安客”的岁月和晚年隐居颍昌12年的时光，成为他学术、文学成就的两大高峰期，或者说，苏辙能跻身“唐宋八大家”，抽离了这两段时间的文学成就，就显得有点难如人意了。

苏辙晚年最后隐居在颍川，并且让子孙后代在这里生息繁衍，在某种意义上，冥冥中有种实现父亲生前夙愿的天意。

从《苏氏族谱》中我们了解到，苏轼一家的根在赵郡（今河北赵县），后迁至河北栾城（今河北石家庄），因此，三苏都爱自称“赵郡苏氏”，苏辙更是将自己的文集定为《栾城集》《栾城后集》《栾城应诏集》等。先祖中，武则天时出了个显赫的人物苏味道，官至宰相，后贬为眉州刺史，由此苏家在眉州扎根，至苏洵这一代，已经有三百多年家史了。

但苏洵一直有迁居祖籍中原大地的雄心，对于陆游口中赞美为“郁然千载诗书城”的眉州，长期在外游学见多闻广的苏洵则认为，蜀地虽然富足，但地理方位上的闭塞使盆地意识严重，怕子孙长大后见闻狭隘，而中原大地嵩山之下风土、人物俱佳，是个适合居住的地方。这一念头不只是一丁点冥想的火花，在嘉祐元年（1056），苏辙兄弟赴京考试时——当然没有预料到两兄弟第二年能进士登科，苏洵都还有这种打算，且看其《嘉祐集笺注》所言：“古人居之富者众，我独厌倦思移居。平川如手山水蹙，恐我后世鄙且愚。经行天下爱嵩岳，遂欲买地居妻孥。”

汝州位于嵩山之南，抬眼北望就是嵩山。被贬到汝州时，苏辙对宦海的凶险和命运捕手的步步紧逼已经有所察觉，一方面为了圆父亲带自己和兄长赴京前许下的嵩山之梦，另一方面为了今后的生存安居做长久计，早在元祐年间在朝廷为官时，就在颍川置有田产，用于将来建房置业。苏辙《颍滨遗老传》就明确透露了这点：“有田在颍川，乃即居焉。”这不经意间的举措，让苏氏后裔兜兜转转三百多年后，又回到中原大地开枝散叶。

苏辙没有兄长苏轼那么爱建房筑屋，但人生晚年，为了儿孙有一个遮风避雨的居所，为了让兄长苏轼的儿孙能从常州迁来一起居住相互有个照应，在建筑爱巢上，所做的努力也是蛮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