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图书馆不仅是“硬盘”，还是文化场所和精神空间

葛剑雄生于1945年，是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人口史学家，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曾担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全国政协委员。（东方IC 图）

2024年，79岁的葛剑雄从上海搬到了深圳，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图书馆馆长。他走路健步如飞，年轻人跟他同行，需要加快脚步。他胃口很好，除了不吃辣，对食物没有忌口。适应广东的气候和饮食，对他来说不是问题，但“深圳的食堂，口味还是有点重，更偏北方”。葛剑雄生于1945年，是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人口史学家，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曾担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全国政协委员。

葛剑雄喜欢旅游，来深圳履新之前，刚去了趟新西兰。跨过遥远的南太平洋，接待他的学生也年过六旬，那是他在中学任教时的学生。改革开放前，葛剑雄在上海古田中学任教时，曾协助公安局办案。那时学校里有学生犯了罪或出了事，要出人协助公安，叫“群众办案”。葛剑雄第一次去黄山，便是协助办案过程中，押送犯人从上海到淮北，返程途中顺便去的黄山。

那时工资很低，“做梦也不敢想自己花钱去旅游”，都是利用机会“公私兼顾”。何况，外出住宿、买票，需要单位开介绍信，不然寸步难行。葛剑雄记得，他曾陪老师谭其骧先生坐软卧，列车员叫他们“首长”。那个年代，副教授没资格买软卧车票，必须正教授，坐飞机需要局级以上的单位开介绍信。直到1980年代后期，这种状况才逐渐改变。后来，他频频旅行，去过西藏阿里、乞力马扎罗山和南极。

葛剑雄对技术的态度颇为矛盾。他是复旦最早购买空调、使用数码相机和电脑的教师。1986年，从美国访学归来途经香港时，他买了一台摄像机。在纽约询问领事馆，据说有两个“大件”的指标，到了中国的海关却遇到了麻烦，当时录像机有免税指标，摄像机没有，海关工作人员让他稍微改改，“写成录像机，就可以放你进去”。葛剑雄说，“这是违法的事，我不做的。”他付了1500元税款，相当于一年工资。1991年，用四通打字机，他打字、排版了著作《中国人口发展史》。但他坚持不用手机，直到新冠疫情来袭，“打疫苗都要查码”，“不用寸步难行”。

“我这个人好奇心很强，对自然科学技术的变化一直非常关注。一个新的东西出来，如果我很快要用，就需要懂它的原理。不懂的话，会打电话问我学理科的一些老同学。”他说，“但我认为对我弊大于利的，就抵制。”

他十分关注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建设，特别是高校及公共图书馆的资源利用等问题。以下是南方周末记者对葛剑雄的专访。

2024年3月，葛剑雄出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图书馆馆长。（视觉中国 图）

大湾区的公共图书馆能不能建成一个真正的联盟？

南方周末：你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担任图书馆馆长，和之前在复旦大学图书馆当馆长相比，有哪些差异？

葛剑雄：复旦大学图书馆是一个老馆，规模比较大，藏书多，学生和馆员人数也很庞大。这里是个新馆，学校建校才10年，图书馆建成大概也不过6年，现在纸本图书还不到20万册，这些是不能比的。另一方面，它的建筑理念和功能都是新的。以前我在复旦大学图书馆当馆长时，它才刚从传统的借还书改成电子化操作，而深圳这里借还书的手续已经全部自动化，学生自己在机器上操作就可以了。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图书馆，数字化资源占主要部分，每年买数据库要花2000万元，纸本图书只有几百万元。我在复旦当馆长的最后一年，采购的数字化资源已经是全国高校图书馆里排在前列的，也才接近50%。深圳这里大部分（经费）是用来采购电子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