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还是堂吉诃德——知青返城30年

我们这代人一生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做魔鬼，把整个社会秩序颠覆，我们做许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实际上危害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生机；第二件事就是我们被迫完成了自我历练和自我教育的残酷过程，最后以此完成自我拯救。跟红卫兵运动相比，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挽救了我们这一代人，它让我们体验苦难，也认识苦难，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该是被挽救的一代。所以知青们，千万别把自己看成是无辜的一代，受害的一代。——邓贤

“红色的切”是当年知青们对切·格瓦拉的昵称。

成都知青邓贤首次读到手抄本《格瓦拉日记》是下乡第二年：“这是一本了不起的书，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圣经》，革命者的指南，当代青年的《共产党宣言》。我有些兴奋，迫不及待地点亮煤油灯，怀着巨大期待一口气读完这本不知道辗转过多少人手和来路不明的手抄本。”

对于所有与新中国一起诞生的知识青年来说，出没于南美洲丛林中的游击战士切·格瓦拉是他们的光辉榜样。在漫长的边疆插队生涯中，邓贤常常与一些长途跋涉的男女知青不期相遇，他们都是从各省插队的农村甚至遥远的东北、新疆和内蒙古大草原赶来投奔金三角游击队的。

1979年，就是这些境外知青和他们1500万战友迎来了返城狂潮。

2009年，是他们返城30年的纪念。

《文斗武斗》布面油画　图/张大中

红卫兵在日本叫“68年世代”，他们是赤军的自发性群 众外围，信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1962年向日本劳动人民发表了重要题词“只要认真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日本革命 的胜利就是毫无疑义的”，给了他们极大鼓舞，他们高呼着“毛万岁，万岁，万万岁”与“造反有理”同警察展开肉搏 请图片作者与本报联系，以奉薄酬

肉里的像章

“红卫兵”最早是清华附中学生张承志的笔名，意为“毛泽东的红色卫兵”。

1966年5月29日，张承志在清华附中预科651班所贴的大字报上开始使用。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文化大革命”宣言后，其他中学学生所贴的大字报纷纷署名“红卫兵”。

1966年，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蓬勃开展。邓贤参加红卫兵的时候是13岁，小学还没毕业。

邓贤的爷爷是中国最早的资本家，父亲是参加过缅甸远征军的老兵，“文革”中被北京的红卫兵赶到成都抄家。即使被抄家，邓贤还是崇拜革命，渴望脱离资产阶级的家庭。那时邓贤像现在的年轻人一样，渴望寻找自我，渴望实现自我价值，现实给他们提供的可能就是革命和造反。他们大胆无畏，以毛泽东的名义控制各个城市，围攻“右派分子”、行政官员或企业负责人，批斗各种“反动权威”，把他们扫地出门并接管他们的机构。

年少的红卫兵冲到革命的对象家里，把那些人吊起来随便打，造反的场面让邓贤心惊胆战；但同时，作为红卫兵，他更多感觉到的是威风，街上的警察被赶走，学校的老师和校长被打倒，他们可以为所欲为。

1966年8月18日黎明，多达1100万红卫兵陆续受到毛泽东的检阅。

对红卫兵来说，去北京城见毛主席是幸福的梦想。按照中央通知，全国各地的红卫兵要选派代表分期分批前往。

1968年8月，对于红卫兵宫齐来说，他所在的城市昆明跟其他城市一样，面临谁该当代表去见毛主席的问题。学校里的几派红卫兵组织互不相让，为争代表权大打出手，后来有人提议采用公开擂台赛的方式。“文革”伊始，全国流行佩戴毛主席像章。毛主席像章林林总总，有的巨如脸盆，有的微如纽扣，花样翻新琳琅满目。佩戴方式也五花八门各具特色；有别在帽子上当帽徽的，有别在连衣裙上做胸针的，也有人别一个两个，还有人则把整个衣襟别得满满当当的，阳光一照，闪闪发亮跟古代铠甲一样。就跟今天一些女孩的另类时装一样。还有的红卫兵为了显示忠诚和勇气，直接将毛主席像章别在胸口皮肤上。

擂台赛比的就是别毛主席像章——不是别在衣服上，而是钢针直接刺进肉里，谁的数量多当场获胜。擂台赛一经推出，狂热者争先恐后，其中不乏女生。

随着裁判一声令下，参赛选手都把钢针刺穿自己柔软透明的皮肤，完成一次效忠领袖的精神洗礼。钢针每刺下去，台下欢声雷动，男选手骄傲地挺起胸膛，像章挂在皮肤上闪闪发光；女选手也不甘示弱，宫齐记得，有个蔺姓女生当场把一枚钻石般的领袖像章别在光洁的额头上，赢得满堂喝彩。

擂台赛一轮轮进行下去，水泥台面被鲜血染红。当宫齐在手臂上刺进第20枚钢针的时候，大多数选手已经败下阵去，他们个个血流不止。比赛进行到第40轮，台上只剩下两个最顽强的对手：一个是男红卫兵宫齐，另一个就是女红卫兵蔺。

擂台赛直到最后一刻才分出胜负来。女红卫兵蔺在坚持别到第50枚像章时不幸被自身的局限性所打败——这个女生有限裸露的皮肤上再也找不到可以下针的地方了；男红卫兵宫齐从容地在自己头皮上刺进第51枚钢针。代表权归属之争水落石出。

然而宫齐也并没能见到毛主席，他因为破伤风险些送了性命。

2001年，邓贤在东南亚金三角见到这个叫宫齐的人，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