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非凡｜李少红：讲好生活的故事

如果说影史上曾存在一个黄金年代，那大概是在1994-1995年。全球文化爆发出蓬勃的生命力，后来被人们奉为经典的《阿甘正传》《低俗小说》《肖申克的救赎》于同一年竞逐奥斯卡最佳影片。中国的第五代导演同样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张艺谋、姜文、陈凯歌……这些此后影响了中国电影30年的名字于1990年代走到国际影坛的聚光灯下。

在这些名字当中，李少红显得尤为突出。在一众以男性为主导的叙事作品中，她电影、电视剧里的东方美学和女性视角自成一派，形成一种独特的表达。从类型片起步，到独树一帜的个人风格，在诗意的台词和唯美的视觉背后，是李少红始终如一的探索精神和开放态度。

细节控

导演李少红是细节控。

2023年，拍摄电视剧《围猎》中的一场父子争吵的戏时，她想要一截室外楼梯。美术组一直没能满足，她急得不行。为此，他们在泉州、厦门、漳州找了47处楼梯，终于找到最合适的一处，但配套那间屋子的主人不在，楼梯拍摄依旧没着落。

临近杀青的时候，美术组试图劝说她将就一下。“他说，咱们拍了两个多月了，每十天去敲一次门，人家就不在当地，导演你就不能妥协吗？我说我明白，要不然你今天再去敲一下门？”李少红讲起这段经历，她就是不想将就，因为“真实的表现力是最强的”。

这是刚入行时导演谢铁骊留给她的影响。1982年，李少红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第二年，她以副导演的身份参与谢铁骊导演的电影《包氏父子》的拍摄。电影里需要一罐斯丹康头油，准备道具时，李少红想找一个类似的罐子，贴上标签，装上其他头油交差。

“谢铁骊说不行。他让我到上海去，必须找30年代的斯丹康，我就为了一罐头油在上海跑了整整一个多星期，翻遍了所有的日化工厂仓库，最后真被我翻来了。”李少红说，“这就是创作。”

2023年11月，《围猎》的拍摄关机前三天，美术组终于敲开了那间屋子的门，获得屋主授权，完成拍摄。后来每次看到这一段，李少红都特别感慨：“这种细节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过了10年20年，再回头去看你拍的东西，每一个细节都在闪闪发光，它永远不会褪色。”

这些准确的细节来自开拍前充分的准备，缉毒题材电视剧《围猎》筹备了两年，李少红跟着缉毒警察翻档案、实地走访，与他们一起生活；《妈阁是座城》的原著小说很扎实，但她还是花了一年时间在澳门，采访所有与小说有关的人物，跟他们打交道、做朋友；《大明宫词》剧作背靠大量史料，她就读《资治通鉴》……

“有时候其实我也特别想（拍得）快，每次给自己做的计划都是特别快的。但自己老过不去，觉得剧本还是不行，或者哪里不行，得再找点东西来说服我自己。”她信奉一个创作原则，那就是不能欺骗自己。

1995年，她的电影长片《红粉》入围柏林国际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放映时，她就在影院外头站着，看一棵树，一直看到散场。“其实我脑袋里全是电影的画面，但是我就不敢正视它，因为在你看来好像老是千疮百孔，就老会觉得哪都不好。”

也是在那一年，《红粉》获得柏林国际电影节的银熊奖-杰出成就奖。在《红粉》中，李少红最重要的创作意识显现，即关心个体感受和性别身份，重回“我”的视角。

“我”的视角

读书时，李少红与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等人同班。当时班里每个人都有一个用电影名字起的外号，同学们给李少红的外号是“女人比男人更凶残”——那是一部1967年的英国犯罪片。

后来李少红的作品的确印证了这个外号，以惊悚、犯罪为题材的电影《银蛇谋杀案》（1988）让李少红在影坛崭露头角。电影放映结束后，李少红走上前与观众见面，台下一片哗然，谁都没想到是一位女性拍出了这么“凶残”的片子。

李少红的起步与她后来的风格大相径庭，转折点是那部斩获大奖的《红粉》。苏童的原作小说尚未出版时，李少红就看到了样稿，并产生了将它搬上银幕的想法。然而最终影片的叙事手法却与苏童截然不同。相比于小说笔触的克制、疏离，李少红的改编中充满了强烈的情感代入。

《红粉》筹备了两三年，剧本改了七八版，李少红还是觉得不对劲。故事一直围绕着新中国成立初期如何改造青楼女子展开，这是一种宏大的视角。可李少红更感兴趣的，却是大时代中个体女性的生活与选择。在反复的修改中，她不自觉地开始思考，最大的创作源泉其实是个人对艺术和生活的理解，也即“让我的创作视角回归到我个人”。相比于大的时代，一个角色的悲喜的确是小事，但李少红想要人们看到的，正是这些“个体”，以及站在角色背后叙事的自己。

“看见自己的意义就在于，你会想自己要什么，什么是你生活的目的，什么是你的价值，而不是别人给你规定的价值。”

此后的每一部作品，李少红都尝试着从中去寻找“我”的位置：《雷雨》（1996）《大明宫词》（2000）都以女性视角重新对经典进行解读，《橘子红了》（2002）贯穿着对婚姻、爱情、自由的探讨。在她公开的近作里，2020年的《世间有她》和《云重传》，前者讨论了对自我价值的认知，后者则更为直白地指向了封建礼教之下的男尊女卑及对其的破除。

无论是生命经验，还是创作意识，李少红一直认为，创作者必须要看见具体的人，并保留自己的主观视角——“我”的视角。对创作者而言，生活是第一重要的创作来源。“如果你对生活没有感觉，不去经历它，你就不知道要表达什么，”李少红说，“眼睛尽量往下看，不要往上看。”

而一切的作品，最先要过的仍然是“我”这一关。李少红常对自己说一句话，“首先要感动你自己，才能感动观众”，这是她坚守的创作原则，也是她审视、判断作品的方式。真实地面对“我”、剖析“我”、表达“我”，这是李少红作品每每能够直击人心的原因，也是她为文艺界带来的新切口。

一个人的命运

对于塑造的每一个人物，李少红都努力为其构建尽可能细致的命运逻辑，因为观众所见的好、坏、善、恶或者复杂面向，皆是“命运驱使”。她如此相信命运的重要性，以至于在自己的一生中都保持着对时代的敏感，并做出顺应时局的选择。她像一棵深深扎根在这片土壤上的树，每一圈年轮都诚实地记录着此地的变化。

时间回到李少红入行之初，《银蛇谋杀案》并不是她最想做的那种电影类型。当时的北影把学生当作艺术家培养，学的是作者电影，老师对类型片讲得也不多。第一次接到《银蛇谋杀案》的剧本，李少红直接懵了，“我都不知道怎么拍。”

她只能拼命补课，看了无数类型片，试图从中寻找规律，后来她创作时大量查阅资料的习惯此时已初见端倪。但当时她的确感到失落，相比于“艺术家”的学习方向，拍类型片多少让她“英雄无用武之地”，甚至觉得不幸。还是田壮壮宽慰她：“你拍了这个片子，至少拿到了一张导演行业的入场券，将来再拍自己想要的东西，厂里也会支持你。”

正如田壮壮所言，《银蛇谋杀案》是当年北影厂最赚钱的电影，李少红也因此得到了支持，得以拍摄《血色清晨》（1992）。而她对类型片的看法也在这一过程中转变：“我清晰地认识到，人物很重要。对角色有了理解，认同他的经历，才会认同他的行为。我希望把电影里每个人物的故事讲得非常生动，让人们记住。”

1993年，随着改革的深入，电影行业也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化，导演需要自己拉项目、找资金，“我都不知道到哪去找钱，上学的时候怎么没有教过我们。真的是站在北影厂的门口，车水马龙面前，不知道钱在什么地方。”而对于在艺术电影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来说，商业化和电视剧的到来多少令人不适、排斥，有不少同学把拍摄商业作品称为“堕落”。

李少红不把自己架在高处，她是那一代导演中第一个开始拍电视剧的，《雷雨》《大明宫词》，一部接着一部。李少红的电视剧从不放弃艺术性，“我按照艺术电影去拍电视剧，我在剧里加人文的东西——人的命运，人的故事，人的情感。艺术性强了，其实商业性也强了。”这令李少红导演的电视剧有着独树一帜的色彩，带着审慎、典雅之美，开创了属于她自己的风格。

从类型片到电视剧，看似离当初的“艺术家”越来越远，却离“我”越来越近了。“每个人都是这样，一生不停地站在选择的十字路口，要把握好每一次的选择。”

时代不仅影响着叙事视角的变化，也推动着技术飞速更迭，这些都给创作者带来了更多的尝试空间。李少红是最早使用电脑的导演之一，1992年她就用电脑写《四十不惑》的剧本，还跟北影厂的剪辑师讲，要赶快学电脑。到了《大明宫词》，李少红又花小半年使用新技术调光，以达到她想要的画面。

回过头看，《银蛇谋杀案》和《围猎》构成了李少红导演生涯迄今为止的一头一尾，它们既在题材上形成呼应，又在技术上形成对照。

36年前，因为没有特效技术，《银蛇谋杀案》所有画面必须实拍，每次一到拍摄蛇的画面就卡壳。“灯一打开特别热，它就蔫了，只愿意在水泥地上趴着，因为地是凉的。愁死我了，所有人围着一条小蛇没办法，只好把它放在水泥地上，缓过来了再继续拍摄，可是钨丝灯一打开，又特别热，它就又蔫了。”李少红现在还记得那条蛇蔫了的样子，像一根筷子一样，笔直地耷拉在那里，一动不动。

到了2023年拍摄《围猎》，李少红已经能借助虚拟拍摄，把不同场景分头拍摄再做合成，以此克服拍摄地的潮汐等自然因素带来的局限。“很多原来难以实现的东西逐渐变成了现实，可以打开想象的空间。”

1990年代从胶片转向数码，到如今的AI技术、虚拟拍摄，她都乐于尝试。随着影像技术的发展，手机电影逐渐走向大众，在第五届华为影像·金鸡手机电影计划中，李少红担任了评委，这也是她连续三届担任本奖项的评委会主席，希望借这一平台发掘出手机电影创作的新锐力量。也正是在对新事物的探索中，在超前的想象中，创作者才能守正出新，不断达到非凡之境。

有时候，事物更新超出了她的认知，“我都已经快没办法跟他们（年轻人）聊天了，很多时候他们说的话，有一半我都没理解是什么意思。”她笑起来，“但是我也不管，我脸皮比较厚，就会去问说我没懂，你再说一遍。”已经成为大师的李少红一直保持着与年轻人接轨，她跟他们交流、讨论，更多是发掘、扶持。2011年，李少红当选中国导演协会会长。五年后，她发起“青葱计划”，帮助青年导演完成导演首作，迄今坚持了将近十年。看到众多年轻创作者的表达，李少红感到一种成就感，她是“实实在在地为这个行业做一点事”。

观众在银幕上看到悲欢离合，看到划时代的故事，但很少能想象到幕后有人在一罐头油上的“固执”。而那种每个细节都必须扎实、每部作品都需要有成长的坚持，才使创作者的镜头语言深刻地打动了观众，与人们产生精神上的共鸣。

用“自我”的表达去碰撞“大众”的思考，还能够几十年来持续直击人们的内心，这对文艺工作者来说是非凡的追求；摒弃了“艺术家”的矜持，把商业与艺术捏合在一起开创自己的风格，这对创作者来说是非凡的境界；始终跟随时代，尝试新的创作手法，则是大多数“功成名就者”难以企及的非凡突破。敢于非凡，方见非凡。一路走来，李少红也在不断成长，她一直在寻找自我，在探索技术，在尝试与每个年代的观众对话。

在华为见非凡品牌计划系列访谈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创作者的精神追求和她的自我迭代，而这种守正出新的意识同样推动着一个企业不断突破边界，永葆活力，用开拓性的技术和产品领跑在行业前沿。正如李少红所说：“创作会让你永远年轻。”华为将与来自多个领域的非凡大师碰撞出人生的智慧光点，通过这些非凡大师的真实人生，看见非凡，听见非凡，遇见非凡。当创作者始终与时代一起成长，她所讲述的，便是能够跨越时代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