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人贩子不像余华英,已低龄化、网络化”:对话上官正义
“2023年,采取盗抢手段拐卖儿童的现案实现了零发案。现在拐卖朝网络贩婴、贩卖出生医学证明这个方向发展了。”
“江阴案中,一个主要嫌疑人才22岁,但很老练,知道怎么去应对打击,怎么逃避处罚。我们想象中的人贩子像余华英,不应该是年轻小伙子。”
“某些医院卖出生医学证明,都按照正规的全套手续办理,连发票都有。大医院一年生好几万个小孩,监管部门不可能每生一个孩子都去核实。”
责任编辑:谭畅
上官正义似乎总在打拐的路上。
2024年11月9日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他不得不把约定好的时间分成中午与下午两个部分,中间还要去调查打拐线索。
今年是上官正义志愿打拐的第17年。这一年中,他举报山东省青岛市有生物公司勾结医疗机构,组织人员开展代孕服务、售卖出生医学证明,其中有公立三甲医院的医生参与。最终,青岛市多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介入,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相关医务人员受到行政处罚及处分。他还联合媒体调查并举报了江苏省江阴市贩卖婴儿案件,引发舆论关注。警方很快介入调查,抓获了买方和中介方,解救了被贩卖的婴儿。
但上官正义也有力有未逮之处。拐骗两三岁孩子的传统手法少了,网络贩婴、贩卖出生医学证明却多了;涉拐产业从业者逐渐低龄化,用民间收养等说辞掩饰买卖儿童行为;他公开举报的案件,不少还未反馈对犯罪嫌疑人的处理结果……
作为民间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是他行走江湖的名号。为此,这位出身农村的退伍军人自称放弃了许多:他鲜有陪伴家人的时光,也没有稳定的工作,靠着时不时带货来覆盖打拐与生活的成本,为数不多的娱乐则是“多让自己睡会儿觉”。
即便如此,多年来舆论对他通过打拐牟利邀名的质疑从未中断。上官正义称,他从未通过打拐牟利。年轻时,他因解救孩子后受到关注、获得赞扬而走上打拐之路。但如今,他将自己坚持打拐解释为性格所致,“我有一种强迫症,没有人催我做这件事,但是我给我自己压力,我觉得我遇到了,就一定要想办法把它做了,哪怕我不睡觉。”
“有医护人员参与”
南方周末:今年你在打击网络贩婴、贩卖出生证等涉拐产业上,有什么新的感触或者体验?
上官正义:以前,我只是听说有医护人员在参与贩卖孩子、出生医学证明这些违法犯罪行为,但今年是接触到了更多这样的医护人员。也就是说,这样的现象从之前的社会中介、社会上的人贩子参与,演变成现在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参与,在公立医院也存在这种情况,这是让我非常震惊的一件事情,我在反思到底怎么了。
南方周末: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
上官正义:我觉得还是有利可图。
南方周末:以前无利可图吗?
上官正义:可能也有,我以前或许没有发现,但是现在发现了。另外,有的医护人员参与此类产业,可能收的钱多一些,是有利可图。但是有的医护人员收的钱并不多,这种现象我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像一个代孕案件里面的医生,他是副主任医师,参与一次地下非法实验室的取卵,只能拿到1500元。我之前一直以为,至少一次要能获得上万元,他才会去干,毕竟他的身份摆在那里,要冒这么大风险的话,收益要与他的身份匹配才符合常理,结果为了1500元,他也去干。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价值观的问题,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他都要铤而走险。
南方周末:价值观之外,还有什么原因促使他们参与这种产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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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吴依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