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一群北大师生的教育实验

2013年6月，宁夏六盘山高级中学。（视觉中国/图）

名校狂热曾以一种荒诞的方式出现在北京大学。2013年高考结束后的几天，未名湖畔一处乾隆时期的寺庙遗迹上，有记者发现，墙上的涂鸦中藏着一句：“北大一定保佑我考上复旦”。那位不具名的留言者，还将“复”字认真重写了一遍。

这成了北大流传的一个段子。三年后，北大毕业生叶晓阳将它写进了诗里。当时，他正和师友们在千里之外的宁夏忙着一场教育实验，某一天，在固原市中心另一处遗迹上，他又看到了熟悉的涂鸦：“复旦大学”。

从国家的心脏，到偏远的西北山区，名校狂热无处不在。写诗的叶晓阳被“复旦大学”深深触动，他所做的实验，与这种狂热有某种联系，这个由神童、状元组成的北大团队，想通过一系列干预方法，让农村学生上个更好的大学。

干预始于北大教育学院副教授丁延庆获得的一组宁夏高考志愿数据。

那还是2015年，这组数据非常难得，因为几年后，类似的数据就变得难以获取。丁延庆先简单地把这组数据归为两类：农村学生和城市学生。结果让他震惊，农村学生在志愿填报上吃了亏，理科一本线以上，录到同校同专业，农村学生的分数要比城市学生高17分。更要命的发现是，农村学生的滑档率比城市学生高很多，这意味着，分数超过一本线的农村学生，更可能被录到二本，甚至专科。

是什么让农村孩子吃了亏？这位每年要给吉林、山东老家亲戚填报志愿的北大老师认为，是信息差。和掌握更多资源的城市孩子相比，农村孩子孤立无援，以至于“浪费”了自己多考的分数。丁延庆冒出一个乐观的想法：只需要轻轻地推他们一把，农村学生就能用好自己的领先优势。

他召集自己的学生们，包括当时已经在美国读博的叶晓阳，打算从宁夏开始，用10年时间，给100万考生提供辅导。大家给项目想了一个洋溢着教育理想的名字：The Bright Future of China。他们希望能照亮100万个中国县乡家庭的暗淡。

这个项目后来有了一个更亲切的中文名：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它来自叶晓阳从《新华字典》翻出的一个典故：“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距离项目启动过去8年了，这8年里，中国高考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变革，几个月后，宁夏考生也要迎来第一次新高考，迎来可能有80个选项的志愿表。就在2024年夏天，最后一批接受辅导的学生也毕业了，他们是否迎来光明的未来未曾可知，但这个准备再造中国教育的项目，在2020年就安静地结束了。

2013年，北大慈济寺山门遗址上的涂鸦。（资料图）

小小少年

他们的父母也在用力地活，脑袋里的知识是时令、胡麻和黄河水，没有“松弛感”，没有一连串大学的名字。

叶晓阳从《新华字典》翻出来的典故，雏形可以追溯到1951年。一开始，创作者只是想提醒中国民众，从西方引进的冒号，具备提示的功能，例如，“我参加了军事干部学校；你考上了北京大学；他进了机器制造厂：咱们三个都有光明的前途”。

那位无从追溯的创作者恐怕想不到，这个句式，过了七十多年还会被频频提起。不过，一个符合2024年的版本是这样的：天坑专业的朱泽安，毕业后进了国企；陈洪涛至少击败140个人，成为北京的公务员；单身经济热度不减，顾小敏想做一名兽医。这三个宁夏孩子，都参加了“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的干预实验，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他们被“轻轻推”了一把。

朱泽安是这样的人。他的姐姐从技校毕业前，忽然患上精神分裂。那时他才五年级，这件事让他变得自卑又自负，男孩从此没能交到知心的朋友。他排解压力的方式是溜出校园，去时常遭遇沙尘暴的大街上，看看卖菜的、卖衣服的，“看看别人是怎么生活的”。然后回学校，做他唯一看重的事情：学习。

贫困让他拥有了一个人生信条：“我都这样的家庭了，吃点苦无所谓”。

陈洪涛是这样的人。他个头很高，一身肌肉是靠顿顿不落的鸡腿撑起来的，目的是在公务执法场合增强气势。他的童年像贺兰山吹来的黄沙，在银川那些已经消失的城中村里来回晃荡。少年吃不上肉，随时饥饿，日常读物来自收废品的邻居，其中有大量不适合少年看的书报，他最喜欢的是一本文史类刊物。有时，正上课的他会突然担心，放学之后还能不能回去早上出门的屋子。城市不断拆迁，最终把他和父母挤到城郊一个药厂附近，离邻县的县城几步之遥。

那些不安的童年记忆，直到许多年后才集中爆发。陈洪涛成为公务员后的第一个发薪日，半夜12点，他来到一个路边摊，一个人，点了近三百块钱的烧烤。

贫困不是一条裂缝，日后有大把的机会修补，贫困把陈洪涛的人生撞得坑坑洼洼，他很长时间里不敢和人搭话，理由是，不知道该如何社交。打工子弟学校的同学们，在小学、初中的教育冒险中先后掉队，继承了父辈打工的命运。当陈洪涛拼尽全力考入宁夏最好的银川一中时，他观察到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那些得体、松弛的同学，他们不但能在卷子上填写答案，一次课堂问答、一首随手写的诗，都是精准揣摩老师用意的结果。

一旦意识到，这些都来自殷实的家庭环境，陈洪涛就更加沉默了。大学毕业前，他的舍友们都相信，4年来，陈洪涛没有和女生说过一句话。

顾小敏的故事则是这样的。父母离婚后，这个女孩被送到山东的大伯家，她没办法留在宁夏，最爱她的奶奶也再婚了，虽然曾想过代养她，但前提是，要先照顾好她的大哥，再照顾好她的堂哥。之后，她像一颗被宿命吹扬的沙粒，在姥姥、奶奶、姨父、姑姑、大伯、继父家走走停停。

奶奶说，她的父母都是浑蛋。大二时，顾小敏的韧带断了，不做手术会落下肢体功能障碍，她给父母分别打电话，两人的回复出奇一致：我没钱，你自己看着办。顾小敏需要4万块钱手术费，她太害怕了，想过要不干脆就跳楼吧。

是奶奶给她凑了钱，老人可能不知道，她不仅救了孙女的韧带，也拉了摇摇欲坠的孙女一把。

后来，顾小敏考上研究生，给母亲发去录取通知书，想要一点学费。母亲的回复用了敬语，“您自己看吧！我没其他意见！现在社会有点残酷，有本事的，就能生存很好，没本事读啥也没用。”

最后还是奶奶。老人宽慰她，放心吧，保证在8月22日前给她打上7210元。这位上个世纪扎根宁夏的上海知青相信，只有学习能拯救孙女。

朱泽安、陈洪涛和顾小敏，分别来自石嘴山第三中学、银川一中、银川二中。他们拼尽力量，终于来到填报志愿的这天。人们都说，填得好逆天改命，填不好听天由命，在西北干燥的夏日，这三个孩子都想与黄沙一样的宿命诀别。

可是，他们已经在黄土上苦苦跋涉15年之久，没剩多少力气了，他们的父母也在用力地活，脑袋里的知识是时令、胡麻和黄河水，没有“松弛感”，没有一连串大学的名字。

丁延庆想轻轻地，推他们一把。

2013年6月，宁夏银川市六盘山高级中学，即将参加高考的学生。（视觉中国/图）

人们还是认老丁

坊间流传，老丁，是一个能让压一本线的孩子上211、985的神人。

2024年的丁延庆满五十岁了，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东北口音，个头不高，笑嘻嘻的。早在北大读本科时，他因为喜欢到处收集段子，被人起了个外号：“社会混子”。

他有一个让人艳羡的技能：填报高考志愿。坊间流传，老丁，是一个能让压一本线的孩子上211、985的神人。他无数次用浓郁的东北腔解释过，“只要咨询的人够多，总有人能捡着便宜”；又给同事和学生们群发过一封邮件，传授填报技巧。但最后，人们还是认老丁。

他的本职工作是教育经济学研究，至于填报高考志愿，他视作践行一个学科理论：轻推（Nudge Theory）。

传统经济学认为，人是完全理性的，会做出不偏不倚的、最好的选择。轻推理论的提出者理查德·塞勒，并不认同这个说法。他用过不少例子说明人的不理性，比如，同样是增加100块钱收入，如果分别来自工资和外快，那么，花掉100块的外快，会让人更理直气壮一些。

据此，塞勒进一步指出，策略设计者只需要用隐形、巧妙的策略，“用胳膊肘轻推一下”，就能让人做出更好的选择。

让老丁能大范围实践轻推理论的机会，出现在2015年10月。叶晓阳回国参加学术会议，丁延庆和时任宁夏大学副校长李伟都在，喜欢交朋友的李伟告诉两人，如果要去宁夏做调研项目，可以找他帮忙。李伟是北大哲学系1977级本科生，在政府、高校的管理岗位上工作多年，又回北大教育学院读博。后来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说到，他对这对师徒印象不错，在饭桌上，丁延庆可以从考古聊到人类学，再到社会学，叶晓阳也和他老师一样，“脑子极好”。

不久，李伟给丁延庆提供了他花费多时收集到的宁夏高考志愿填报数据。

刚开始，丁延庆没想好怎么用。他给研一学生上的课是社会科学调查方法，给数据分组是很基础的操作，于是他把2014年宁夏理科分数在一本线以上的考生，分成农村和城市两组，然后吃惊地发现，在高考这场游戏中，农村学生吃了亏。

高考同分的情况下，农村学生的录取率比城市学生低4.96%；录到同校同专业，农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