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社会鼓励生育,她们写下成为母亲的爱与痛
“女性面临的压力是多方面的,需求也是多方面的,她可能既想要自我,也想要一个孩子。”
“女性在生育中面临的困难在一代代女性中都停留在个人叙事,但生育这个‘黑箱’是可以纳入公共讨论的。实际上,青年女性无论在什么阶段要做生育决定,都需要这样的讨论,”
责任编辑:刘悠翔
很长一段时间里,生孩子不在作家荞麦的人生计划中。但迈过35岁“最佳生育年龄”的大关后,她越来越难以抵挡来自母亲的催生压力,对自己写作事业的失望也让她萌发“要不生个孩子”的想法。在纠结与恐慌中,丈夫的一番话让她安心——我会努力让你过和现在一样的生活。2017年,她在36岁的时候成为一位母亲。
2024年,荞麦的非虚构作品《无尽与有限》出版,她在书中回顾自己的育儿经历和心路历程。“我生下了小孩,感觉是向什么东西认输了,”她写道,“变化像是涟漪扩散开来,它渐渐开始变得更为宽广复杂,深入到了生命深处。”
荞麦的生育正好发生在鼓励生育成为社会主流意志的时代节点上。2013年年底,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自此可以生育两个子女;2016年起,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所有家庭都可以生育两个子女;2021年,三孩政策落地,所有家庭可以生育三个子女。人口学家纷纷建言,提醒公众日渐低迷的生育率不利于社会发展,呼吁女性多生孩子。
在荞麦初为人母的那一年,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蒋莱和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沈洋合作,在上海展开二孩妈妈研究。她们想了解,进入“二孩时代”,是什么因素促使一些社会中上层女性响应生育号召,再为人母?2024年,她们合著的《新生育时代》出版。
过去20年里中国的结婚率和生育率都在下降,数据显示,推迟婚姻和生育是全球普遍趋势,但绝大多数女性一生之中都会成为母亲。欧洲部分国家女性的终身无孩率约为20%;在中国,一项基于2010年和2020年第六、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研究发现,2020年中国49岁女性的终身无孩率为5.16%。
这意味着,面临“生还是不生”的问题时,中国育龄女性正在更仔细地权衡利弊得失,更小心地把握生育步调。社会正在步入一个“新生育时代”:一方面,少子化、老龄化问题备受关注;另一方面,当代年轻女性更加注重个体生活质量、自我实现与亲密关系中的平等互惠。在鼓励生育的宏大叙事下,女性写作者开始记录生育主体——女人——的个体故事和生命经验,揭示女性个体意识觉醒与社会家庭传统要求之间的某种张力。
打开生育的“黑箱”
荞麦曾以为女作家最好在公开场合对母职闭口不谈,“搞事业的女性一旦和母亲这个身份联系在一起,用它来审视你是最容易的”,但她发现自己在微博上再也没法也不愿回避母亲的身份,而是开始频繁地讨论它。
孩子不愿午睡,可以放任他不午睡吗?不强求孩子叫人,会让他变成一个不懂礼貌的人吗?要强迫他规规矩矩吃饭吗?一个新手妈妈在尝试这些非传统教养方式的时候,不可避免会陷入自我怀疑,荞麦说,是微博评论区的年轻人给了她很大鼓励。“他们会以小孩的身份跟你说这样是OK的,我曾经也不想午睡,我也不喜欢被大人强迫……”孩子一天天长大,这些担心统统被证实是多余的,而这种种分享与讨论,都化作荞麦思考的养料,被她付诸笔端。
在写作过程中,她有诸多不自信:“对于‘我们女性可以不想成为母亲’,我当然完全赞同,但因为我已经成为母亲了,而且写了一些成为母亲的故事,所以我的书不是关于这个内容的;还有很多人写痛苦的母亲,我也不是一个特别痛苦的母亲。我就觉得我是一个太过‘普通’的母亲,我写的东西(情感)强度和理论性的东西都是不够的。”
疑虑与忐忑持续到交稿之后。一位女编辑看了书稿,给荞麦写了一封信。荞麦在后记中记录了信中最鼓舞她的一句话:“这本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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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星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