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刻捕手：他在山林打捞千年记忆

山中的奚珣强。受访者供图

奚珣强经常一个人走入山林。

半夜和朋友们聊得开心了，他拿起手电和手杖，就往山里跑。奚珣强长得瘦，“又身轻如燕，在峭壁上跳来跳去”，在朋友陆易眼里，他就是这样一种形象。很多人都说，奚珣强是爬山人里最会读文献的，又是研究文献的人里最会爬山的。

杭州环湖诸山，历代造像、题刻往往散落其间，或藏于幽洞，或隐于榛莽。奚珣强爱走山间野路，当他在野路旁看到某方石刻文字的时候，心中时有一闪而过的疑问：“不知道这方石刻有没有记载？”那时候他完全没有读过这方面的书，想想，也就是想想而已。

但看得多了，想得多了，疑惑的火花总有被点着的时候。

他的朋友魏祝挺说，刚遇到他的时候，他身上老是带着一本《两浙金石志》。这本书厚厚一册，上面写满他的各种注脚。《两浙金石志》是清代浙江巡抚、金石学家阮元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对两浙地区的摩崖石刻的一次高度总结，也是清代金石学的一部经典之作。自2014年买下，这本书就像是奚珣强走向山林的一本指南。

2024年，奚珣强发现了一方题有苏轼姓名的北宋题刻，在摩崖石刻的同好圈子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然而这方题刻在奚珣强的一系列“新发现”名单中，甚至并不是最重磅的。

和他一起跑步行山、辨识摩崖的朋友们，正在通过山与石来重新认识他们所生活的城市的历史，他们的发现往往让文物系统内的人感到惊讶，“其实作出很大贡献的，是这一批爬山的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郑嘉励说。人们把这个民间的摩崖石刻爱好者圈子称为“摩友”。

奚珣强无疑是“摩友”中最有收获的一位。他跟着《两浙金石志》的脚步，曾经发愿，要把阮元著录的杭州唐宋时期的摩崖题记全部找到。十年过去，他让阮元认为已经遗失的石刻于丛莽中再现人间，又发现了二三十方任何古籍都没有著录过的重要题刻，其中的大多数应文物部门的要求，处于保密状态。他几乎以一己之力，大大拓宽了晚清以降金石学的学术边界，而他既不是一位正统的金石学者，也不是学院里的文史学家，只是一个爱在山里跑步的人。

奚珣强说，在这些石刻“将消亡未消亡”的生命尾声，他来到了它们的面前。像是托嘱遗言般，它们向他传递了一些模模糊糊的信息，他则全凭天意与直觉，去捕捉片段的亘古遗音。

九曜山

杭州九曜山的石窟造像，因为奚珣强的发现，这里2023年7月被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南方周末记者 王华震 摄

“有些字，你努力也没有用。有些呢，看到就是看到了。”奚珣强说。在茫然无际的崖壁之上，如何找到一千多年前早已漫漶不清的刻字，听起来是一件唯心之事。

魏祝挺遇到奚珣强是在2018年。那年，浙江省博物馆正在举办一个叫做“佛影灵奇”的展览，展出了十六国时期到五代十国时期的佛教金铜造像。那天，身为浙博研究馆员的魏祝挺正在给观众做导览，奚珣强站在旁边听着，想起自己不久前拍过九曜山上的一个石刻造像，佛像背光呈桃叶形，和魏祝挺说的五代时期的造像特征有些符合，于是拿出照片给魏祝挺看。

照片上，主佛端坐中间，两旁协侍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拿着照片仔细端详，饶是研究佛教造像多年，魏祝挺也对这一窟造像感到陌生，但他根据各种特征判断，“这是吴越国的”，他对奚珣强说，“在哪里？带我去看看！”

2019年初，在奚珣强的带领下，循着他踏过的野路，魏祝挺和一帮朋友在九曜山的西侧山腰处，看到了这窟造像。

九曜山并不是一座大山，且紧贴着市区，但这处一千多年前的吴越国造像，愣是被众人忽略遗忘，在当时竟然还不是文保点，“当时官方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造像的重要性。”魏祝挺说，多年前对它有一些零星的调查，但并不能判定它的年代，于是它渐渐被人们遗忘。奚珣强为它的断代找到了直接证据。

九曜山造像的对面山崖上，有一块较为平整的崖壁，还有少数残存的刻字。2019年5月，奚珣强和他的朋友陈洁架了一个梯子，做了拓片，经过比对，确定是《弥勒上升经》，而这龛造像是弥勒下生像，上升经与下生像的组合是吴越国时期流行的造像组合。

拓完之后，和往常一样，奚珣强想再去附近转转。

那是一片他经常攀爬的岩壁，但那天不一样。“那天为什么会看到呢？”南方周末记者问他。“我也不知道。”奚珣强说。就像奥运会射击运动员经常说的那样，射击时其实根本看不到靶子，那似乎是一种长年累月的肌肉记忆所召唤而来的冥助。

不经意间，奚珣强好像感到有一些缥缈的笔画在岩石间招引着他。也许是昏乱的光线正好对准了残迹的某个角度，模模糊糊的崖壁上，“香严界”三个字从千年前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