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博允 台湾文化交流超级推手

如果要在台湾艺术史上圈出时空经纬，许博允绝对是漏不掉的一个重要坐标。他与林怀民、吴静吉并称“台湾三大文化支柱”，“30年来，台湾因为有一个许博允，才如此生气勃勃”

在为“上海世界音乐周”举办的前期讲座上，许博允带来了他收集的世界音乐——在大陆音乐市场甚少得闻的土耳其、坦桑尼亚、阿根廷音乐、印度尼西亚的加美兰音乐和印度的拉加音乐……迷住了无数荒芜的耳朵。这次“世界音乐周”是为2010年世博会期间的世界音乐节做热身。为了两个小时的讲座，许先生带来了200多张CD，仅仅挑选和安排音乐就让“世界音乐周”的筹备人员忙了一夜，但这仍不过是世界音乐的沧海一粟，用许博允的话说，“闻香而已”。

“World Music”的概念，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涵盖了非西方音乐体系的一切民族音乐。许博允少年时所听到的蒙古长调，便是中国版图上的“世界音乐”。19岁时听到的一曲歌颂成吉思汗的蒙古歌调，在他心头盘亘11年，到30岁时，化成了他自己广为人知的作品《寒食》。

许博允身份多元，除了作曲，他还涉足美术、环境设计、影像制作、专栏撰写……但他更广为人知的是与夫人樊曼侬在上世纪70年代创办的“新象艺术中心”，成为台湾文化面向世界的幕后推手。为了经营“新象”，许博允数次变卖家产达数亿元，人送外号“台湾最受尊敬的败家子”。

青年许博允

许博允　图/许博允

许博允、樊曼侬和他们的两个孩子

听戏的孩子有糖吃

许博允出身名门，祖父许丙是台湾日据时期的贵族议员。日本人在台湾推行奴化教育期间，许丙鼓吹发扬民族精神，坚决反对日本军阀诱迫台湾民众改换日本姓名。他身体力行维护民族文化，鼓励台籍子弟学习汉文，协修孔庙，保存寺院……许博允的祖父对京剧狂热至极，听说梅兰芳在香港落难，他马上赶去营救；京剧大师顾正秋来台湾，许丙每天在永乐剧院包下前两排的位置请人去看。

“当时我们才三四岁，当然要听儿歌嘛，哪里想听京戏，祖父就用巧克力糖、冰淇淋引诱我们去戏院。我们家教非常重视汉文化，我祖父一生喜欢正音（即京剧）雅乐，他喜欢兰花，喜欢琴棋书画。幼年的熏陶其实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对京剧和中国的古典戏曲，说实话，小时候我并不懂得欣赏，只觉得那是祖父的爱好，潜意识里似曾相识。到了十几岁的时候，我突然发现，祖父是有道理的。”

儿时的生活方式给许博允留下深刻的印象。作为家中的长孙，他常觉得自己的童年完全符合《红楼梦》中贾宝玉的状态。“我们家的厨师以前是梅兰芳家的厨子，我们家一煮饭，邻居都请求去厨房观摩，祖父每次会开放几个参观名额。这个大家族吃饭都要开很多桌，每桌都是一二十道菜，像流水席一样，每个礼拜由各家的媳妇轮流采买。逢年过节，甚至要借人家小学的操场来办席。小时候我身边都是表弟表妹表姐，今天去这个姑妈家，明天去那个姑妈家，一点不亚于曹雪芹的想象。”

在台湾现代音乐先驱许常惠的弟子中，许博允是少有的一个非科班出身。少年时代，因为迷恋老庄，反感学院式的教育，他索性拒绝联考，让祖父和父亲深感失望。后来有一次他遇见日本著名的桐棚音乐学院院长，萌生了继续读书学习的意愿，结果院长闻后大笑：“我还想请你当我们的教授呢！”“这样一来，反倒弄得我不好意思去读书了。”许博允回忆道。

台湾第二代美男子

跟祖父的爱好相映成趣，许博允的父亲是西洋音乐迷，年轻时所有的薪水都换成了歌剧或交响乐唱片。“我家那时有个‘爱乐会’，是亲戚朋友组成的。父亲听78转的唱片，卡鲁索、拉赫玛尼诺夫、巴托克弹自己作品的唱片……”在这样一个东西方音乐交融的环境下长大，许博允中学毕业就拜到“台湾现代音乐之父”许常惠先生门下，学习作曲和小提琴，也是在这个阶段，他认识了后来的夫人樊曼侬。

樊曼侬也出身音乐世家，“从娘胎里就开始听音乐”，她的父亲习军乐出身，后任台湾首任“国防部”师范乐队队长兼指挥。由于家庭原因，她和许博允比其他同学更快获得音乐资讯。两个人在一起比音乐唱片，比版本，很多东西可以谈，因此一见如故。

樊曼侬对少年许博允的印象，“他太漂亮，太帅了。他的学问比我们都好，但他安静、很害羞，都不说话；有时候来艺专旁听，也是默默不说话。可他会谈一些我们当时听不懂的东西，像老庄、我思故我在之类。”

直到现在，李敖跟许博允碰面还会开玩笑，“有谁你看不顺眼的，我来帮你骂。”两人还会比较谁身边的女孩多。“李敖肯定不是我的对手，我是台湾第二代美男。第一代是辜振甫，第三代是费翔。”

许博允说，如果台湾要出一位国际性的演奏家，樊曼侬当年最有机会，“成功的演奏家有九分天才加九分努力，还有运气，另外还要有天生的学养，这些她都有，可惜嫁给我。”

他常说她是“大地之母”，既是女朋友，又是母亲。嫁给许博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跟他一起生活，“心脏要特强，才能经历‘天堂与地狱’的起落”。樊曼侬陪他走过“新象”最艰难的时刻，陪他经历过变卖家产的痛苦抉择。她常说，如果人生可以选择，没有人会要做许博允。

在40年前的台湾，演奏现代音乐，不但被视为另类，还必须冒着挑战正统艺术权威的危险。19岁那年，许博允和樊曼侬等同学少年组成的“江浪乐集”正式发表作品，一场单纯的创作发表，竟演变到要被开除或记过，许博允的作品也引起了艺校教授之间的对立与争论。“发表那个曲子1962年，《怨歌行》，是写班婕妤。那时候对现代音乐，学院派是抗拒的。私自参加校外的演出，公开发表，又是叛逆的音乐。更糟糕的是，当时整个台湾都在一种特别高压的气氛之下，三个人公开聚会都需要申报。我们发表会当然不止三人，而且当然是公开的，这就违禁了。”

与林怀民合作“云门舞集”

父亲始终支持许博允的音乐理想。为了“新象”的运作，父亲卖掉了经营多年的淡水高尔夫球场。“我父亲自己的理想是当‘外交官’或教授，当时台大聘请他做教授，可祖父不同意，长子必须挑起家庭的重担，希望他去经商。长子几乎没得选，所以父亲就遵从了祖父的意志。我是长孙，祖父对我的冀望很深，但是我却没有按照他们的意愿去成长，没有正常地走读书的路线。祖父和父亲是失望的。我创办‘新象’，父亲非常支持我，也是他爱好的。但是他常常说，艺术不能当饭吃，没办法，你要走这条路，赔钱货。”

许博允与林怀民的交情起于父辈，父亲早在东京帝国大学念政治系时，便与辜振甫、林怀民的父亲林金生是同班同学。林怀民的父亲对儿子专攻舞蹈，也曾经一肚子的耿耿于怀，多次委托许博允担任说客。“他父亲觉得林怀民有文学的造诣。士大夫的思维里，最伟大的就是文人、拿笔杆的。一个男孩子，好好的教授不干，去跳什么舞蹈？！我没办法，又不能不传达。可是后来，云门舞集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父亲很骄傲，他儿子的作品，他一定会去现场看。”

70年代林怀民筹办“云门舞集”，许博允与他一拍即合，决定一起酝酿多媒体艺术创作，“中国人作曲、中国人编舞、给中国人看”的口号坚定了自己的创作身份，并由此衍生出成立“新象艺术”。“云门舞集”早期作品的音乐几乎都是出自许博允之手，他的《中国戏曲冥想》成为“云门舞集”开幕大戏《乌龙院》的音乐。自此，许博允创作的大量音乐，如《寒食》、《夸父逐日》、《哪吒》、《梦土》等，通过“云门舞集”传遍了世界。

刚刚诞生时的“云门”，那些舞者甚至连国标都不会跳，许博允在私下里手把手地教他们，樊曼侬也在云门舞集担任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音乐总监。

许博允将那段时间称为“台湾的文艺复兴时期”。1984年，“新象艺术”租了台湾仁爱路上的一个小剧场。赖声川的“表演工作坊”、林怀民的“云门舞集”、李国修的“屏风表演班”、吴兴国的“台湾当代传奇剧场”、朱宗庆的世界最早的职业打击乐团……一批享誉全球的台湾文化团体，都是在那个小剧场里迈出了第一步。

作为文化运动和国际交流的推动者，许博允有着天然的优势。出生在日本的他通晓多国语言：英语、法语、日语，跟多明戈等许多音乐大师都有朋友之谊。祖父在世时，许博允与很多国民党高官过从甚密，结婚时，何应钦是证婚人。许常说，何应钦很疼他，把他当干儿子看待……这些政治背景有意无意地为许博允涂上了一层保护色。“搞文化的很容易被‘关照’，被‘戒严’。许常惠老师跟我一起创办‘亚洲作曲家联盟’的时候，中间拖了10年，这些艺术家被关的被关，被押的被押。我有个家族优势，大官，也许在庇荫之下，没人动我。”

争取裸体演出的权力

人物周刊：“新象”成立的动因是什么？

许博允：一是创作，二是兴趣。觉得有这种需要，台湾群众在文化内涵的深度和广度上都非常不够，需要有人把好东西引进来，把我们的好东西输出去，中外古今东西南北，这是多么广大的概念，但是我们今天东西之间交流多，南北之间交流少。地球这么大，却这样扁。

“新象”当时就已经关注亚洲文化，南美文化，加勒比海文化，中亚文化，非洲文化……艺术视野已经非常开阔。所以我们尽力筹款，去做这个事。1980年我们第一次举办国际艺术节，160多场演出，那一次我就赔了几百万，那时候的几百万，相当于现在几千万！哇，那时候真的很吃力！然后办艺术周刊《新象艺讯》、做“新象”艺术中心——我们有小剧场、有画廊、有艺术设计、有餐厅、有练习场……

人物周刊：那时候台湾文艺方面很多事情都是“新象”开风气之先，在有些事情上似乎成了新规则的制定者？

许博允：真的是这样。“新象”所举办的许多活动，在台湾的文化史上都是第一次。比如，上空（上半身裸露）表演，是我们争取来的。那次是“新象”请塞内加尔国家舞蹈团来台湾演出，他们民族就有裸露舞蹈的传统。我们在报纸上发起争论，要尊重每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习惯，跟穿衣服不穿衣服是无关的，你要用色情的眼光去看，穿着衣服也有色情。区分艺术还是猥亵，权力不应该交给警察……争论持续了很长时间，到最后，媒体收集到的观点92%支持我们上空演出。

因此台湾第一次上空演出是我们，到后来全裸也可以演出。要知道，那是1986年哎，22年前，同样塞内加尔国家舞蹈团到香港、到新加坡都不准演出，那时美国还不是每一个州都批准上空演出的，我们台湾比美国更open。在70年代末，裸画、人体画都不能展出，到86年活体都可以展现，这种概念源自“新象”。

比如，以前台湾画廊参观都是不收钱的。第一个私人收费画廊，要买门票进场，也源自我们；摄影作品可以像艺术作品一样买卖，从50元一张卖到后来1万一张，也是从我们开始。很多事情都是从争议开始：我们在公园举办大型活动，公园私人可以用吗？在公园里办活动，可以卖票吗？台湾是一个小岛，国际顶尖的艺术大师会来吗？包括后来林怀民引进版权意识，演一次给一次版权，观众无权在场内摄影摄像，在此以前台湾没这个概念……一个一个事件引起世俗的讨论，引起观念上的改变，不是从过去既定成熟的角度去考虑、去开始讨论的。这就是文化事件带来的里程碑式的意义。

社会主义国家来人，都是我担保

人物周刊：钢琴家阿格里希、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作曲家菲利浦·格拉斯等大师级的人物都是“新象”请到了台湾，1996年，是你们把三大男高音请到了紫禁城……有人说您是两岸文化交流第一人。

许博允：（笑）是，我们做过很多突破。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乐团到台湾演出，都是我们带进去的。东欧的捷克、保加利亚、波兰、匈牙利、前苏联……每次进台湾之前，都是我到政府那里出面当保人。所以他们叫我Mr. Communist Protector(共产主义者的保护人)。我一个人要保那么多人，到政府各个环节，跟他们讲，这些都是优秀的艺术家，来做艺术的，跟政治无关。当保人是要担风险的，一个出差错，保人革权3年，3年内不准再经营，我保！一开始一个人只能保一个，我抗议，我上哪里去找那么多保人？到现在，大陆到台湾去演出的艺术家超过7000多人次，都是我们邀请，我们担保。大陆音乐家首次赴台：周文中、殷承宗、刘诗昆、谭盾……都是我们带进去的。

人物周刊：说说您记忆中的“台湾文艺复兴时期”。

许博允：七八十年代台湾的文艺复兴，其实应该从50年代末追根溯源。许常惠是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性人物，因为音乐界有个明星人物许常惠回国寻根，于是台湾的音乐先于其他文化形式走在前面，起码表象上是如此。许常惠发表的一系列《音乐在哪里？》、《巴黎乐》等，叙述文化寻根对他的激发。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最浓厚最有价值的资源就在自己生长的地方，这个观点影响了很多人。

而且许常惠采取了因才施教的方法，带出了一批学生。到60年代初，我的第一个作品在1962年已经带有前瞻色彩，但一下子就被蒋介石戒严了。我们那时侯成立一个现代艺术学会，一批画家、画会也加入进来。问题出在写文字的容易被“关照”，我比许老师勇敢一点；但是许老师一喝起酒来比我还勇敢。这个中间拖了10年，被关的被关，被押的被押……那个时代过去，到70年代：林怀民回国，做云门舞集；吴静吉做戏剧，赖声川、李国修、金士杰等一批人都是吴静吉带起来的；我做亚洲音乐新环境……当时台湾文艺界确实有全面繁荣的景象。

人物周刊：往来大陆和台湾之间，您怎么看待大陆的文艺界？

许博允：台湾艺术家的地位比在大陆高。我在大陆看演出，发现记者进场，居然对着观众席拍，他们不拍艺术家，主要忙着拍前排领导。在我们那里可不会这样，当然，也许马英九会有人拍，因为他是万人迷。可是去拍一个市长、一个区长的极少，除非这个领导有丑闻，比如像纽约市长那样的。在台湾演出完毕，对不起，“总统”也得站在化妆室外面等，等到艺术家说我好了，“总统”第一个来握手；大陆这里反过来，演出完毕，艺术家站在那里等，不许卸妆，等着领导来接见！怪了！

我也注意到大陆社会在转变。我1987年第一次来大陆看演出，剧院里的观众一边看演出一边吃瓜子、喝茶；但现在很多包场演出开始变得文明和正规。在这一点上，上海比北京进步更快。北京文人多，批判性强，自省意识强；上海则是官场和生意人多，很容易成气候。国外的音乐剧在上海可以演一个月，在北京连一个礼拜都演不下去。北京排斥外来文化的力量比较强，外国文化要经年累月才可能被接受。但上海是一个海埠，对他不了解的事情他也有兴趣站在围墙边看一看。所以我常建议那些艺术家，你先到上海演演看，你不要急着去京城，你会死得很惨。

马英九一定会有魄力

人物周刊：您说过，流行歌是简易形式的经典音乐。您对台湾当下的流行乐坛怎么看，您认为在台湾现行的商业模式下，有多少流行歌曲能够经过时间的考验成为经典？

许博允：流行音乐旋律变化不大。严格来讲，10首歌中没有一首可以存在下来，因为大多都是彼此抄袭。可是流行歌在社会层面上有它的意义，它可以让人获得乐趣、获得快捷的安慰，因为它简易嘛。就像数学，发展到多么高深，可是对一般家庭来讲，接触到的也不过就是加减乘除，流行歌曲就是数学的加减乘除。

人物周刊：您的意思是不必对流行歌曲提太高的要求？

许博允：对它不要提太高的要求。但是作为一个流行音乐人，应该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这样你才会被留下来。如果你已经成名，你应该走内涵的路线。像“猫王”出名了以后到德国去接受声乐训练。这时候他想的是我怎么保护我的喉咙，我怎么让我的声音特殊化。于是他受益无穷，让他的生涯拉那么长，让他变成一个代表时代的偶像。迈克·杰克逊舞蹈很出色，有很好的show，可是音乐很差。台湾流行音乐现在也有这样趋势，很平的音乐，靠show来包装，很容易变成RAP。RAP是非洲的说唱加摇滚，属于音乐里的叙说语。周杰伦就是这一派，但周杰伦的走红也是有原因的，他也是从小学钢琴、学音乐的，有专业底子。

人物周刊：几年前那次大的剖心手术以后，现在健康状况如何？

许博允：现在是越活越年轻。剖心就跟换心一样，把胸膛整个锯开来，把肋骨、锁骨都锯开，把心脏的动脉静脉都切断，装到机器上……我是心瓣膜手术，有半边的瓣膜已经几乎完全失去功能，无法闭合。所幸我遇到个非常好的医生，手术很成功。

台湾的心脏医生是全世界有名的，是最顶尖的。所以李登辉很笨，他就应该在台湾医治，根本不应该去日本手术——他只是自己要找个借口去日本而已。

人物周刊：作为倒扁积极分子，您对马英九怎么看？

许博允：台湾空转20年，好在出了个蒋经国，把中国人跟中国人之间因时代历史交错的恩怨分开了。当人在同样的文化价值上成长时，尤其是现在世界越来越趋向和平时，人有道理去共同享受它的优、美和善。欧洲人就比我们更知道经济文化联合的力量，所以他们在基于共同的地理和文化基础上成立欧盟，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其中。

我做过陈水扁的政府顾问，也做过马英九的政府顾问。陈水扁是很努力的人，但他的方向、个性、观念完全错误，而且他错了以后非常固执，不听、不改。马英九有人格魅力，可能有人说马英九不大有魄力，错了！他一定会有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