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龙：这个世界转得不够快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姜晓明/图）

梁龙是个天生的摇滚乐队主唱。

1米83的个子，在台上化浓妆，穿旗袍，表演二人转调式的怪异摇滚乐。“他的眼睛特别有意思。”梁龙的装置艺术家朋友郑路说。2000年初在酒吧演出，郑路近距离见过梁龙的眼睛，时而眯缝起来，时而怒目圆睁，“非常有神，和一般摇滚乐队不一样，不是那种发泄的音乐，表演性极其强烈，唱歌的时候那眼睛有戏。”

最具挑逗性的则是他的扮相。

最开始长发、旗袍，露出修长双腿，脚踩一双红色高跟鞋。44码的高跟鞋，当时的乐队鼓手满大街去找，花费50块钱，穿了七八年，直到被汗水过度浸泡、几乎散架。后来则青皮光头、大红唇，有时候中山装混搭渔网丝袜，有时候红配绿西装加短裙，整个乐队都跟着花枝招展，森罗万象。

2002年，在北京元老级演出场地CD café的一场演出，导演耿军在底下吼一嗓子：男的女的？梁龙在台上应声：你看着办吧。很是有劲。

这些表演和形象颇具争议，妖娆，且艳俗，且戏谑。当他和乐队被说艳俗，他就要更艳俗。乐队的名字“二手玫瑰”——二手，是对世纪初国内摇滚乐复制盛行原创缺位的讽刺，包括对从前的自己；玫瑰，是22岁的齐齐哈尔青年未曾得到的美丽和虚妄之物。

二手玫瑰甫一登场，即以出色的词曲、民乐运用和舞台妆造，将听众拉到既有经验之外。也托这些要素的福，乐队被调侃为“白天避邪，晚上避孕”。

二手玫瑰鸿蒙初辟时期的经纪人黄燎原曾说：“梁龙创造了新的表演形式，一种属于二手玫瑰的呈现方式。大多数摇滚乐队没有创造出自己演出的方式，或者呈现某个文化面貌。二手占了一个便宜，它的表面形态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怎么着都行，所以二手干什么事儿都是对的，一个摇滚乐队不应该做的、出格的、不可思议的事它都可以做。二手可以用任何高雅或庸俗的东西，只要二手用了，别人就会认为它‘很二手’，是被二手调教过的，是幽默的，反讽的。”

下台后，要问这一切从何而来，梁龙会说，都是装的。

2000年，北京，旗袍女装打扮的梁龙（受访者提供/图）

热情过剩

为了维持体力或演出开嗓，梁龙现在每天要跳操一小时。跳操的时候就看电视剧。他什么国产剧都看，于是朋友耿军曾慷慨赠其“烂剧王”的称号。

他独自居住在北京，家里没有什么能辨认出一位摇滚乐队主唱的物件，甚至看不出音乐人的痕迹。他平时不练琴，不听歌，也不回看自己的演出现场，有时候在家里默坐一天都不觉得寂静。

一件T恤穿十几年穿到变形，衣柜拉开，一水儿的黑色，洗晒衣服后，阳台漆黑一片。多年前朋友劝他，人这一生有一半时间是躺床上度过的，你一定要买一个最舒服的床，结果二十多年过去了，他睡的还是原来那张。“一点都不舒服，不解乏。”他说自己的生活单一到枯燥，没有布置的欲望，也没有舒适的欲望。“我也很难理解自己，不享受人生吧。”

认识梁龙，或者但凡与梁龙见过一面的人都讲，他是一个台上和台下反差极大的人。大到导演蒋佳辰第一次见到梁龙，想找他出演自己电影男主角的时候，“觉得很好笑”。蒋佳辰说，“当一个人在舞台上疯、不正经，反过来接触到他很平静的一面，你会觉得很好玩，像在假正经。”

然而，梁龙又对这种生活的枯燥避之不及，给自己找了很多事情干。这几年越发身兼数职，一支成立25年的乐队的主唱、逐渐从美妆转向美食的短视频博主、综艺嘉宾、新人导演演员；且劳心劳力，日常微博、演出海报、宣传文案，他都一一着手。

我们第一次采访是在他参加一个综艺节目的彩排之后，晚上9点开始，12点半结束，然后他才吃上晚饭，紧接着，要和团队复盘一周前刚结束的专场演出。之前的一天，他从睁眼到吃晚饭，只有五分钟时间属于自己。那五分钟里他在沙发上躺了一会儿，就进入了线上会议。

他因此每天都在焦虑，脑袋飞速运转。为的是到达极限，极限本身所包含的刺激感和可能性多年来都在诱惑着他。“还行就是不行。”二十多岁的梁龙这么说过，到了47岁，他仍旧坚持“什么事都到极限才有意思”。

关于他瞬息万变的脑内活动，目前我们能够摘取到的片段如下：

乐队演出要避免重复劳动，做成秀，注重概念，更具完整性；拍电影这件事几乎是没有胜算的，但还是要做，最好能闭关改剧本，今年冬天拍掉部分；东北文艺不必谈复兴，轻松点，不如去佳木斯见见老四，去大连找找谈波。

乐队合照

“不瞒你说，我又有个新想法。”他兴致勃勃，“说得直观点叫‘音乐可视化’，我已经找两三个导演谈过了，说如果给你一个好音乐，你愿意拍一个剧吗？理由特简单，好音乐就是好故事。然后把它们整合成一个单元剧，第一季名字都想好了。”一旦发现他热情过剩，团队的人会拉他一把：别发神经了。

这些会影响他现在的音乐创作吗？会的。但他同时相信创作是“能写的时候就是该写的时候”。距离上一张专辑发布已经过去三年，理由是“我写不出来”。他打算继续等待。

第一次采访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梁龙是一个非常听凭感受行动的人，似乎感受是他的唯一法则。而这个法则模糊、跳跃，使他冲撞。

他现在正强烈地感觉到这个世界转得不够快，恨不得明天就是天翻地覆。“多过瘾呐。第二天醒来所有逻辑都是失效的，全部改变。”

“不过总的来说，世界的变化还是缓慢的，你会觉得无聊吗？”我问他。

“那没办法，我总跟我的朋友开玩笑说，你踏实把自己这个老习惯活明白，就够精彩了，你没赶上巨变的时代。”

时间过了零点，匀速进入新的一天。梁龙的嗓子开始干哑卡壳，几次清嗓，他说，“先锋才是给智慧呼吸的口子，要不然我们这生活真的太无趣了。”

2003年通天演唱会（受访者提供/图）

走在春风里

梁龙经历过巨变的时代。1977年10月，他出生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工人家庭，改革开放前，东北“既是国营文化单位最为完备和发达的地区之一，又是作为国家主人翁的工人阶级获得最充分的文化呈现的地理空间”；改革开放后，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上，作为核心意象的“北方”逐渐由“南国”取代。

落到个体头上，是父母下岗，全家搬至市郊，靠养鸡、卖猪肉为生。父亲的脊椎病变，检查、治疗几乎花光家里所有钱。

青少年时期梁龙，玩溜冰 图/受访者提供

梁龙忽然想起一件事，他说自己小时候记忆力奇佳，可以转述电视上看来的新闻，或者一集一集背电视剧《女奴》。“那时候好像是愿意当中心。有一天我站在沙堆上正‘演讲’呢，一帮小孩子坐底下听我白话（东北话，形容人说话滔滔不绝，不着边际），我爸骑着自行车看到，来一句‘给我滚回去’。好没面子啊。”

已经可以感知到中心以及衰落的滋味，但又还没学会自嘲和快乐的时候，梁龙说自己初中时常常发呆，有很多不明白：“打架打不过别人，想搞对象不敢搞，想家里有钱，想要一把美丽的吉他。想去看崔健的演唱会，近在大庆我去不了，因为要好几百，吓人。”

在一个玩得筋疲力尽的夏天傍晚，他在龙沙公园的广播里听到一个金属质感的声音，循着声音跑到碰碰车场边上，趴着听了好久。很多年后他才找到那首歌的名字，台湾歌手高明骏的《透过你的双眼》，开场的电吉他，加重了效果的贝斯，加上高明骏沙哑音色发出的怒吼，是他的摇滚乐启蒙。

实际上，准备做乐队之前，梁龙只听过两种风格的音乐，一种是流行，一种是摇滚。“流行一般，那就摇滚。”他去学了吉他和架子鼓，19岁，写出来两首摇滚歌曲，《革命》《我要飞》，呐喊的是“这么多年来我真的好难过，我明白这是压抑的结果”，非常标准，非常稚嫩。

“他挺怪的。”黄燎原说，“他就听中国摇滚乐长大的，觉得这个摇滚乐特别有劲，你要问他西方音乐，他基本没听过。我开始觉得很奇怪，后来我说也好，我说那你干脆就别听了，按你自己的方式就挺好。”

黄燎原有一个观点是，中国没有一种能让人反叛的音乐形式，也没有对家长制的反叛，摇滚乐其实是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未经演化，轰然落地。又因为与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相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于边缘和小众的状态。因此能与它契合的人，与正统多少也有些偏离。

但那时的梁龙没想过这些，“我当年做摇滚乐，不知道什么是摇滚乐，我只是有这个直觉。”日后几十年他都与音乐脱不开关系，正是因为相信了这个直觉。

1995年，梁龙18岁，第一次去北京，想去迷笛音乐学校上学。那是中国第一所民办的现代音乐学校，成立于1993年，是摇滚青年们的聚集地。但他负担不起学费，找父母借了一大笔钱，想倒卖有机山野菜来填补缺口。

山野菜像梁龙踌躇的理想一样坐着火车一路从北京到了齐齐哈尔，车厢打开，梁龙一看，全坏了。

在绝望和羞愧之下，他几乎是逃离了齐齐哈尔。他去了哈尔滨，在办事处当了一阵子保安，也写歌，也组乐队。在那里他度过了人生中第一个异乡新年。

20岁的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