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作平的文学远游：“我是一个活在纸上的人”

2022年，聂作平在云南程海边进行田野调查。（受访者供图）

聂作平恐高。

他不敢坐飞机，也几乎不爬山，因为会不受控制地生理性战栗。但出游是这位作家的工作，山河万里，他只能贴地而行。

绿皮火车时代，最远的旅程长达四十多个小时，窗外山川是旅途中不倦的读物。出川北上，成都平原到绵阳告一段落，来到群山的章节；山势渐高，至广元“剑阁峥嵘”；进陕西，出潼关，“感觉黄河在非常平的大地上铺过去”。

中国自古不缺山水诗和游记，但聂作平认为“一直缺少把科学精神和田野考察融入其中的大地理随笔，直到徐霞客出现”。他将自己的文字定位为“史地大散文”，融入田野调查、文献钩沉、诗文解读和场景还原。近年来，他的创作勃发，多个系列同时推进：《寻秦记》交织着《杜甫的人生地理》，抗战中的大学与春秋诸国同步寻访。

旅途中的一段经历常被家人重提。当时坐火车软卧，中途上来一对带孩子的老夫妇，“他们对我们特别警惕，上厕所的时候都把大包小包全部拿走。”聂作平的妻子周小华回忆。聂作平仍然跟往常出游一样，一路与家人漫谈窗外所见，讲风景背后的历史人文，“大概过了一个多小时，老太太才跟我们搭话：刚才上来的时候，以为你是坏人。”

进入中年后，聂作平就保持光头造型。他身量不高，膀大腰圆，自评“很凶的样子”，曾被好友唤作“土匪”。在一次四川作家盘点中，他与另一位光头被合称为“双鬼拍门”。诗人张新泉说：“除了形象上不是那么英俊以外，聂作平的文字基本和他（本人）是一致的。”

全职写作已有十多年，聂作平迄今出过五十多本书。凭借手中那支笔，他也实现了人生的迁徙，从川南小镇来到成都，从合租陋室到住进属于自己的洋房。

“聂作平是我看见的中国作家当中没有背景，没有后台，完全靠自己的一支笔养活一家人的。”张新泉说。张新泉是首届鲁迅文学奖得主，曾长期担任《星星诗刊》常务副主编，三十多年前因为文字与聂作平相识。

没有单位、没有工资，聂作平唯一的社会职务是四川轻化工大学中国白酒学院兼职教授，笑称用于“持证喝酒”，文章就是他的名片。

不出游时，这位全职作家每天“工作”三小时左右。他的写作通常从中午开始，“中间吃点零食，跟我老婆聊会儿天”。

下午三点多，聂作平“下班”，开始玩乐器，吹管、口琴、吉他；傍晚吃饭后，骑车或散步一两个小时；晚上回到家，看书到深夜。第二天他总是九点半起床，吃早午饭到十点多，看国内外新闻，然后记下前一天的日记。

这些日记更像账本，“只记干了什么事，收了多少钱，写了多少字，见了谁，不会抒情”。一年到头时，他会翻日记做盘点：“2023年，码字50万。这一数字，远低于2022年的85万和2019年的60万。”

聂作平曾经算过，每天写2000字，看起来比较少，但如果坚持一年，就有70万字。尽管2023年有所“减产”，他觉得可以接受，毕竟写作日常会被三种情况中断：出游，喝酒，以及“有厌倦感，最近不想写”。这一年，他出游比前两年多，喝酒则少了一百多场。

“我比较满意的是，我干的工作是我喜欢的，”聂作平说，“那些写作有多巴胺在里面。”聂作平坐在书房化的客厅，三面落地书柜围着窗外的幽绿，一家三口每人一个“工位”。几千册藏书像藤蔓爬满每间屋子，有时主人要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