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地区何以成为生育率洼地？扭转价值观才是关键

最近40多年，是亚太尤其是东亚经济蓬勃发展的历史性黄金时代。少数濒海的亚太国家和地区，借二战之后的工业化、全球化浪潮和“产业梯度转移”红利，已经跨入了发达国家门槛。

而当取得经济发展的成果后，曾是全人类最高生育率的亚太地区，却迅速坠入超低生育率的人类发展陷阱。虽说当某地区进入准发达社会后，人口生育率就开始降低，低生育率似乎已是高收入现代化社会的共同特性。但相较较为缓慢、平滑变化的生育率曲线而言，亚太地区堪称跳崖式生育率崩断。

美国CIA《世界概况（The World Factbook）》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对2020-2025年生育率的预测（中等估值）报告等2023年数据，虽有些差异，但大体趋势相同。

生育率5.0以上的国家：尼日尔（全球最高，6.73）、安哥拉、刚果（金）、马里、贝宁、乍得、乌干达、索马里、南苏丹，全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而全球生育率低于1.25红线的国家和地区，除意大利（1.24）位于西半球之外，新加坡、韩国等，全都位于东亚。相较而言，被广为嘲笑的日本以1.39的生育率尚未垫底。

在亚太区域边缘，澳大利亚的生育率为1.73（联合国数据1.78），澳洲白人女性生育率为1.63，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妇女生育率为2.35。这样的生育率，虽无法改变人口减少的总趋势，但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已是不错的成绩，在亚太地区更显得相当亮眼。

低生育率与价值观

世界各地针对生育率降低的问题，多采取行政干预手段，给予怀孕妇女及其所生育的婴儿一定财政补贴，以及产假优待。而欧美和亚太地区的实践证明：尽管耗费了大量财政资源，但在刺激生育、解决人口失衡问题方面效果却并不理想。

现实社会，仅仅采取行政和财政补贴方法，恐怕很难解决生育率快速下降难题。人是有思维、有情感的动物，并非养殖场里的鸡、鸭。人有自我意识、情感需求、价值取向，且现代年轻人，更强调自身的情绪价值。现代社会的生育率下降，与结婚率降低高度相关。

采用行政手段和财政政策，来刺激生育率的策略当然需要，但却未必足够。生育率、与婚育相关的人类心理活动，与价值取向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