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模式：“政策救灾”与土地试验场

2008年6月11日，国土资源部出台“119号文件”，被称为“送给灾区人民的一份厚礼”。灾区的不同地区做出了不同的反应，成都，也许是最特殊的一个。

成都灾后重建，有另一个特别的关键词：“城乡统筹”。2008年，胡锦涛曾在这里说：“以城乡统筹的思路和方法推动灾后重建”。现在，这是成都发展的核心战略目标。

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点上，恢复生产，需要建设的地；保粮食安全，需要种田的地。

灾后重建，成都的“用地创新”，由此也成为一场试验。
重拾
都江堰规划管理局局长屈军说,在物权法已经生效的今天,政府会尊重每个公民的权利。在都江堰灾后重建工作中,会充分体现出民主和民生。
《震出一个“丽江”式的后花园》——南方周末2008年06月12日

文件编号“119”

2008年6月1日，国土资源部部长、国家土地总督察徐绍史带队赴川，他说国土资源部将“举全部之力”支持四川省灾后恢复重建，“急灾区之所急，想灾区之所想”。

仅仅10天后，119号文件出台，内容正如徐绍史在灾区调研时所述：确保灾后重建用地，启动用地审批绿色通道，实行特殊供地政策，加大灾毁耕地复垦力度，维护群众土地权益。

地震前，成都的城乡统筹试验已持续6年，并且在2007年成为全国城乡统筹配套综合改革试验区。在农村土地问题上，成都几乎涉足了所有敏感的边界区域。

然而，成都不敢也没有“越雷池半步”。

国土政策的每一个关口，都隐含着利益侵蚀、政策变形的潜在风险。也正因此，尽管“开展农村土地整治”已正式写入了2009年中央1号文件，但身为全国土地大管家的国土资源部，一直面临着“既要向农村要建设用地，又要死守18亿亩耕地红线”的两难困境。

直到“灾后重建”顺理成章地成为疏解这一困境的契机。

换地换出60亿

面对“119号文件”给出的更多空间，四川的不同震区反应各异。四川在其制定的相关实施细则中，既未提及&ldq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