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疆考古六十年:王炳华的西域漫游
一个一个的考古点,多年后在王炳华的脑子里连成了一个大的历史画面,这个画面是传世文献中难以见到的样子。
责任编辑:刘悠翔
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塞外风沙,晚年的王炳华居住在上海青浦郊外淀山湖畔的一家养老公寓内。这么多年过去,古墓沟、楼兰、尼雅、依循,这些新疆地名依然鲜活地跳动在王炳华的脑海中。“人的精力太有限了。”王炳华说。作为一名考古学家,王炳华已经放下了手中的铲,但作为一名90岁的作家,他还没有放下手中的笔。
养老公寓的书桌上,摆满了各种材料、书籍,提示着这位老人每天的工作状态。2024年,王炳华一口气出版了两本著作,《瀚海行脚——西域考古60年手记》《寻找消失在沙漠深处的文明——楼兰、鄯善考古研究》,都是他早年考古工作的总结。“未了的事情太多了”,和新疆有关的考古、写作,一干就是60年,但他还想去更多的考古现场,还有更多未完成的案头总结工作。
采访王炳华的这天上午,一位法国的考古爱好者正好也来拜访。布安瑞(Eric Bouteiller)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管理学教授,但他的业余爱好是汉代的古墓,他专程来养老院向王炳华请教西域汉代考古的情况。
“你为什么来找我?”王炳华问布安瑞。布安瑞说,在他感兴趣的这个领域,“文献中已经找不到新鲜的感觉”,而考古里面有,他很想找新疆考古界的老前辈聊一聊。
王炳华说话思路清晰,略带江淮口音,他对布安瑞说,自己走过的这条考古之路,是没有办法复制的。“天马行空”,他这样评价自己这60年的考古生涯,“现在各种规矩都建立起来了,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时代再也不会有了。当时的环境创造了我。”
回顾考古生涯,王炳华说自己是“被形势推着走”的,遇到楼兰就做楼兰,遇到尼雅就做尼雅,“形势”让他关注了很多问题,如今看来,这些问题相当一部分集中在两汉魏晋时期,“这个时段正是中原封建王朝积极向西推进,打开了欧亚大陆新局面的阶段,因此留下了很多东西”。一个一个的考古点,多年后在王炳华的脑子里连成了一个大的历史画面,这个画面是传世文献中难以见到的样子。
这种反差,最好的例子就是丝绸之路。在王炳华的脑海里,丝绸之路不是几条东西联通的大道路,而是一个细密的网状结构,“有千万条道路”。如通过阿尔泰山往西走,到南西伯利亚,是很好走的路;通过帕米尔往阿富汗走廊走,也一点不难,“我都走过”;还有王炳华团队率先发现的吐鲁番西部的阿拉沟道路,“这些路多极了,有需要就可以走”。王炳华多次和南方周末记者强调,新疆地区是欧亚大陆东部地区跟西部地区联系的一个重要通道,华夏文明并不孤立,它跟西部是有联系的。
还有丝绸之路的时间问题。在张骞凿空西域之前,文献中对西域的描述充满了模糊与空白。但考古学家把张骞之前的东西交通路线讲述出来了,“很多人说张骞凿空西域,但在张骞之前,东西方早就有很广阔的联系。新疆考古60年就打开了这个新的世界,从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人类命运是相通的,东西方文明是互相密切联系的。”张骞之前的东西方交通道路,后来被命名为彩陶之路、玉石之路……
“我觉得我这辈子没有白过,很多谁也没做过的工作,我去做了。”回顾自己的一生,王炳华有遗憾,更多的是满足。他的孩子如今在上海工作,将他接来了上海,他说并不喜欢这座城市,“太大了,买菜都得用手机买”。王炳华的老家在江苏南通,让他自己选择的话,他想待在像南通这样的城市中,“两条腿可以解决交通问题”。在他的记忆里,南通还是一座小城。
“你吸收我、我吸收你,非常正常”
1955年,王炳华入学北大历史系,后转入考古专业。1960年毕业入职新疆考古研究所。对于当时的北大毕业生来说,新疆考古所并不是一个好去处,“工资低,交通不方便,语言不通,信息不通”,而且王炳华的成绩很好,系里的老师都对这样的分配感到不解。但这是王炳华主动要去的,“我跟你说句很坦诚的话,”王炳华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不太喜欢(当时)北京太强烈的运动,我想避开。”他觉得也许偏远的地方会离“运动”更远一点,而当时新疆考古又完全处于起步阶段,1958年新疆考古所才刚刚成立,“缺人,真正有考古素养的人不多”。
当年的北大考古学课堂上,新疆也并不是一个热门的话题。王炳华记得除了向达先生翻译的西方学者的文章里会提到新疆的考古发现以外,对新疆的考古认知几乎还停留在新中国成立前西方探险队的发现上。
分配通知一到手,没有稍作休息,王炳华立刻登上了西行的列车。到乌鲁木齐没几天,他就应命到当地文化厅办的“文物干部培训班”执教,学员就是新疆各县调派来的文保人员,因为王炳华几乎是当时新疆极罕见的考古学“正规军”。
“培训班”实习的地点就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他们每天用双脚丈量土地,动手发掘遗址、墓葬,王炳华将最基本的考古工作流程介绍给全疆的基层。这一年,初到新疆的王炳华就在阿斯塔那发掘了八座晋唐古墓。
实习一结束,王炳华又开始了单枪匹马的吐鲁番交河故城调查。没有经费,就借住在交河故城脚下一位维吾尔老人的草屋中,早出晚归,走遍了古城中的大路、巷道和数不清的院落、居室。王炳华经常用“考古行脚”这个词,他喜欢用双脚去一寸一寸地耙梳考古区域。“我的新疆考古生涯第一步,就是这样展开的。”他说。
布安瑞关心的新疆汉墓和中原地区的差别:“新疆汉墓应该也是中原过去的文化,中原汉墓的画像砖装饰这么漂亮,为什么在那边不做装饰呢?”
“应该是材料有限制。新疆地区这么大的地方不能千篇一律的说,不太一样,有变化,有各个小地方的特点。”王炳华说。
布安瑞显然不满意这个笼统的答案,他继续追问,当时的陕北也是汉人移民过去,为什么就出现了精美的画像砖?
“陕北地区当时是汉民族和匈奴民族斗争的第一线,汉朝是很花力气建设的。”王炳华说,他聊起了某年在蒙古对匈奴文化的一次考古经历,“匈奴这个民族很厉害,物质文明一点不低,只是汉文献里面把它丑化了。”王炳华还曾在新疆吐鲁番地区看到过汉化的匈奴人的墓葬,“是彻底汉化的匈奴贵族,在不同的地区,你吸收我、我吸收你,非常正常”。
对于布安瑞的提问,王炳华不时地提醒他:“研究者必须要从细节上做工作,从最细微的地方做起,很大方面的不行,没意思。”塔里木盆地的荒原上,隔几百公里的沙漠,才出现一个绿洲,绿洲之间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体很难做到,“它没办法统治”。这就导致了每个绿洲在文化上都有自己的个性,“有联系,但不高度统一。这些东西要从考古上真正搞清楚是很有意思的,现在工作做得不够。”王炳华说。
“她付出了很多代价”
王炳华经常会说,他在新疆的考古发掘成果,既是个人的开拓,也是时代的造化。当时摆在王炳华面前的,是一整个新疆的考古富矿,“只要带着眼睛,有基本的考古素养,到处都是考古点”。他几乎走遍了天山南北,从喀什到哈密,从阿勒泰到于田。而在考古的时段上,他的发掘也几乎涵盖了新石器时代到汉晋时期。他的足迹早已超出20世纪初来到新疆的西方探险家。
而王炳华经历的挫败并不比收获少。1972年,王炳华想到喀什进行考古调查。很多沙漠中的古城,如惊鸿一瞥般出现,又迅速被流沙掩盖,考古人员再也寻不见痕迹,像是且末古城,1950年代的某次沙丘移动让它闪现人间,但很快它又消失了,此后人们遍寻无果。
一开始,他通过文献梳理和逻辑判断,认为自喀什到伽师,沿克孜尔河,目前虽已是一片荒漠,古代却是人们来去的坦途,自然有可能觅见不少古代遗址、废墟,而且它还是1930年代前一批又一批外国考察者基本没有光顾过的考古处女地。
于是,当时的王炳华热切向各级领导“推销这一计划”,希求上面可以派一台越野车,帮助他实现这个愿望。“只是当时‘文革’势头仍在,很难支持我们去做这件事。”王炳华说。最后,他们只租到一驾马车,带上馕、西瓜、甜瓜,和最原始的考察装备,就一头扎进了荒漠之中。行进的路上,他们还真寻得了不止一处古烽、废城,也觅得了不少文物,特别是有一件透露出犍陀罗风格信息的人物饮酒图青石浮雕,曾在不少展览上露过脸,就是在这次调查中采获的。
但考古队伍毕竟只有马车和馕,在荒漠中行进不到三天,便给养告急。前路茫茫,王炳华只好选择回头,悄无声息地回到了喀什。这次考察,由于没有必需的测绘仪器,王炳华的行脚笔记上只有草图,没有准确的记录。“从考古业务看,自然是很不成功的,”王炳华说,“这段踯躅、跋涉,总有点难以言说的艰难、落寞。”
承受这份落寞的并不只有考古队员。王炳华的考古工作,最长一年有十个月在野外,夏天在北疆,冬天去南疆,“考古,一般人不愿意干,工资很低,很苦,条件很差。”他说。
“你太太很了不起,你做这个工作,她都一直跟着你。”布安瑞插话说。
“是的,她付出了很多代价。没办法,两个人已经结合在一起了。”王炳华说。
同样简陋的考古装备、艰难的行程,王炳华对斯坦因之流颇多微词。被斯坦因发掘过的尼雅遗址,是王炳华考古生涯中的精彩一笔,1993年到1996年,王炳华作为中日联合考察队的学术队长,发掘了尼雅的精绝王国的古城与王陵,出土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膊等文物。斯坦因是考古学家,他完全知道正规的考古流程,但在20世纪初三次进入尼雅的时候,却放手让民工到处挖文物,“领导了一次无可挽回的对遗址的破坏,”王炳华说,“差不多同一时间段,英国考古学家马歇尔在巴基斯坦塔克西拉遗址的清理、发掘,与斯坦因在尼雅的工作是一个尖锐的、鲜明的对比。因此,要求斯坦因按考古学规程对待尼雅,并不是一个超越时代可能的苛求。”
“不能只是八股式铺陈、条列资料”
与“落寞”的克孜尔河流域考古比较,1979年11月在孔雀河谷寻觅远古罗布泊人遗存的考古活动,则显得十分辉煌。位于新疆东南部的罗布泊荒原,在古代曾是烟波浩渺的大湖。荒原海拔不过800米,而塔里木盆地则海拔在800到1400米之间,包括孔雀河在内的整个塔里木盆地的水源,都自然流泻到这个远古大湖之中,大湖周边曾是适宜人类居住的水草丰美之地。
大湖如今已成荒漠。自1930年代前有学者进入过这片区域之后,就再无中外学者踏足这处无人区。这是新中国考古学家第一次进入罗布泊。王炳华说,当时能成功进入罗布泊,是因为中央电视台同意与日本放送协会(NHK)合作,拍摄主题为“丝绸之路”的纪录片,而王炳华的任务是帮助选点,率队找到斯文·赫定、斯坦因当年曾工作过的楼兰古城。
楼兰古城在斯坦因的考古笔记中被标记为LA古城,1930年代后,已经没有人再见过它的模样。从1972年的连越野车也没有,到一下子可以调动直升机,“鸟枪换炮”,有了新装备的加持,从空中寻找古城变得更加容易,王炳华记得当时直升机从驻地起飞一小时,进入罗布泊上空,很快就清楚地看到一座古城屹立在罗布泊荒原上。
找到古城易,但要寻得一处可以发掘的早期墓地却难如寻针。考古队在孔雀河的北岸台地上,进行了徒步拉网式踏查,整整七天时间,考古队员像篦子一样,把划定的考古区域寸寸筛遍,以期找到合适的发掘地点。到了第七天傍晚,一位队员突然看到了露在沙碛地表的木柱,木柱直立、顶端被削尖。直觉和经验告诉王炳华,这是一种人工造物。在当地解放军的支持下,考古队开始对这一地点进行正式发掘。这就是后来震惊考古界的古墓沟史前墓地。
据碳14测定数据,古墓沟墓葬的绝对年代在距今3800年左右,比汉晋时期的楼兰古城还要早2000年左右。1980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穆舜英在古墓沟以东约100公里的罗布泊北侧又发现了铁板河墓地,据碳14测定也在距今3800年左右,著名的高加索人种女尸“楼兰美女”也在此出土,这具女尸被认为是中国最古老的白种女性干尸。
古墓沟墓地、铁板河墓地以及离它们不远的小河墓地,显示的是同一种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与汉晋时期的楼兰古城并不相同,这些墓葬“对认识罗布淖尔地区早期文明,与古老欧洲居民南下的历史,有无可替代的价值。”王炳华在书中写道。
要讲好一个用考古材料支撑起来的故事,比讲一个文献中的故事更难,像古楼兰的故事、新疆西部乌孙人的故事,都还有待未来学者的探索,“乌孙跟塞人应该有关系,这个事情牵扯的太多,要说清楚非常不容易,你还是选些比较成熟的东西写。”王炳华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他现在还记得1950年代在北大学习时,翦伯赞先生对他的“动情”嘱咐,“在向社会介绍考古成果时,不能只是八股式铺陈、条列资料,要在真正认识、完全消化了自己经手的考古实物后,用朴实且力争优美的文字,将相关考古资料背后的历史文化知识展示给养育了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使大家爱看、爱读,这才算是最好地尽了一个考古工作者的社会责任。”王炳华说他已经不记得原话,但翦伯赞曾不止两次向他说过类似的话。
校对:星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