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苡 | 成了南师外语系的人

本文作者杨苡（图右）与丈夫赵瑞蕻在西南联大合影。

新成立的外语系

1960年，南京师范学院要成立外文系，原先是没有的，只有一个大专性质的俄文专修科。一般大学的外文系，最强势的是英语，其次是法语、德语，至少民国时是如此。只有一个俄语，听上去有点奇怪，但那时很正常，因为1949年以后外交上就“一面倒”，什么都学苏联。结果俄语的地位就上去了，变成学外语的首选，不单大学里，中学也有不少学俄语的，分成英语班、俄语班，到“文革”时都还是这个情形，我知道的一个学校，初中开始有外语课，一半的班级是学俄语的。学俄语的人太多，哪来那么多懂俄语的老师？有很多学其他语种的，就半路出家教俄语。         

南师这时候要办外文系，不知是不是因为中苏交恶，又需要其他语种的人才了。

负责筹建的陈国华到处招兵买马。他是归国华侨，燕京大学外文系毕业的，爱国，热情很高。他先后找过徐克刚、娄绍莲，他们都像我一样，是南京文联翻译组的人。应该算自由职业，各人自己在家搞翻译，没单位，不拿工资的。不像我，《呼啸山庄》之后，就没怎么搞翻译了，他们一直在不停地译。

现在进高校，求之不得，当年进单位，也是大多数人的选择。但那时稿费高，一直译书，能出版的话，收入比当教师要高，生活是不成问题的。徐、娄都不愿进南师，徐在翻译一位东欧作家的小说，娄绍莲则在翻译巴比塞，和出版社有合同，到时就得交稿。巴比塞是法国作家，法国共产党员，译他的书名利双收，所以陈国华那边，她一口就回绝了。

文联也帮南师做过他们工作的，说有固定的工资可拿，娄绍莲和徐克刚根本就不考虑。这样才又通过赵瑞蕻找到我。赵瑞蕻先就替我答应了下来，他觉得当大学老师也还有面子，另外确实有一份收入，家里负担也轻点。

陈国华因前面被拒，有点扫兴，不过和我面谈时还是很兴奋，他有他的计划，说他和我可以把文学课上起来。他原以为是要做系主任的，没想到后来宣布张士一是系主任。张士一留学美国，学的教育学，之前是南师政教系的系主任，现在调来管外文系了。

陈国华想大干一场，找娄绍莲、徐克刚和我这样的人是有缘故的，因为我们都翻译过文学作品，我还是作协的，搞一点写作，自然偏文学。过去大学里都叫“外文系”，“文”是语文，也是文学，院系调整以后，不叫“外文系”了，改称“外语系”，强调语言学习，重实用，文学不怎么讲了。我上中西女校时，课本里就有文学，过去大学的外文系，都很重视文学，像联大外文系，高年级的课都是文学课，哪有学外语把文学撇在一边的？陈国华燕京出身，当然想恢复习惯的教法。他的兴奋劲，也来自这里。

最后他做了系副主任，有点失望。张士一只重语言，他是正职，外文系当然是往那条路上走了。当然，陈国华就是当了系主任也不能自做主张，大趋势摆在那里。

张士一是老资格，比范存忠资格还老，以前在中央大学教书时，却比较边缘。那时范存忠是系主任，他拿了博士学位的，张士一没有。范存忠对他的英语不大看得上，有次范先生和我们聊天，开玩笑说，张士一那一套，只能在弄堂教教弄堂英语。

张士一的一套，是特别重视国际音标，弄得外文系上上下下特别强调这个。我不会这个，念中西女校时根本没学过。联大外文系倒有这课，潘家洵教的，但他说国际音标是个拐棍，学会了就可以扔了，不能仗着它学外语。所以我也没很当回事。南师外文系里的年轻教师在英文单词上一个一个注上音标，看我不注，就问，没音标怎么念啊？我说，就这么念啊。

张士一当系主任后和大家见面，让每人念一段英语给他听。他在办公室里，我们坐外面走廊等，等于考试，又像挂号看病似的，我觉得特别别扭。我也不知会不会考我音标，还有点忐忑。结果进去，我念了一段，他笑说，很好，很流畅。就过去了。

这样我就成了南师的人。

格格不入

南师校园就是过去的金陵女子大学，很漂亮，我中西毕业时还动过念头是不是上金女大，母亲抗战时期到了重庆，也曾希望我从昆明转学到成都华西坝的金女大，没想到人到中年，我跑这里教书来了。当然，金女大剩下的只是一个校园，和原来那所学校完全不是一回事。院系调整以后，教会学校就不存在了，另一方面，女子中学还有（我知道的，“文革”前南京至少有四所女子中学，赵苡、赵蘅上的就是“四女中”），只招收女生的大学，那时也已经没有了。

对我而言，学校里的一切对我整个是陌生的，除了校园。前面说过的，我一直没有“单位”，在《雨花》虽也上班，身份却是“特约编辑”，临时性质，而且前后也就一年左右的时间。到南师，是正式的入职，从这时直到退休，我一直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