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围堵中，日本经济的“金蝉脱壳”之路

富士山和东京的天际线。视觉中国/图

2024年上半年，日本投资海外获得收入19.2万亿日元，相当于人民币1万亿元，创历史新高。

以上数据来自日本财务省8月上旬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其中，因海外子公司分红等而获得的“直接投资收益”11.4万亿日元，同比增长4.5％，这是企业开展海外业务的直接成果。通过投资股票和债券而获得的“证券投资收益”7.12万亿日元，同比增长20%。

2005年，日本宣布放弃坚持了百余年的“贸易立国”，转向“投资立国”，二十年间成绩斐然。

广场协议后的1980年代末，在日元升值的逼迫下，日本企业不得不走出国门。同时，还面临着持续了将近三十年的来自西方国家的贸易限制，左右腾挪下，开辟了新局面，产生了可供其他国家借鉴的日本出海经验。

在此前的报道《出海七十年，日本何以“再造一个日本”？》中，我们复盘了以政府部门主导的日本出海之路。本篇聚焦于近三十年里，通过进军海外，日本经济用相对柔软的身法规避了贸易冲突。

代价却是，集体出海导致了国内产业空心化，并在政府解除外汇限制后使得海外日企资金回流，助推了当时的经济泡沫。泡沫被戳破后，日本经济进入“失去的三十年”。那些早早出海的企业却“独善其身”。

三十余年的贸易冲突中，日本的出海政策究竟得失几何？

被迫出走

1985年，东丽株式会社（简称东丽）这家如今全球知名的化工企业，正面临有史以来的最大危机。

这一年，美日两国签署了“广场协议”，即与德、法、英五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的协议。此后，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美元对日元贬值了50%，也就是说，日元对美元升值了一倍。

日元大幅升值，导致便宜的“外来货”充斥本土，本地产品竞争力急剧下降，也给出口制造业带来了沉重打击。当时主营纤维、纺织的东丽深受其害。

继续向外走，几乎是唯一的答案。大量日本企业开始在海外开设生产基地，东丽这样的传统制造企业是当时步子最大的一批。

公司官方传记记载，它的事业结构作出了战略性转变——“留存核心事业和（加强）全球化”，内部简称“生存行动计划”。

时任社长前田胜之助对全体员工说，“东丽在纤维领域积累了大量技术和销售经验，唯有重振纤维事业才是企业获得新生的捷径。”重振纤维事业，关键是走向海外。

日本纺织业的出海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随着尼龙和涤纶等合成纤维的问世，日本纺织业就开始了全球扩张。

官方传记记载，彼时东丽除了向出口量大的地区派遣常驻人员，并没有进行直接的销售活动，而是将拓展顾客与营销活动都委托给了商社，自己只负责生产，以及在当地提供技术服务。

这一时期的日本企业出海，大多只将海外作为销售地，没有在当地进行实业投资。进入1960年代，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国家开始实施进口替代政策，扶持自己的纤维加工业。纯粹的出口行不通了，日本企业开始采取与当地资本合资的形式打入纺织、编织、染色、缝制等当地制造业。

譬如东丽的合资模式，由其负责资金和技术，当地政府负责土地和劳动力。这类合资帮助东丽的业务大幅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截至1973年，东丽的出口已涉及全球17个国家和地区的40 家公司，覆盖了原材料、工厂、贸易销售等全产业链。

该模式起初并不挣钱。1970年代石油危机以及全球经济不景气，导致各国经济增长停滞，受此影响，东丽在东南亚的投资长期亏损，公司甚至一度考虑放弃海外业务。

峰回路转发生于广场协议后。虽然日元升值使得本土业务遭受重创，但东丽这样早早布局海外的日本企业，海外产品反倒因为他国货币兑日元贬值，成本更低、市场更大，企业“因祸得福”。

1980年代末的日本处于“泡沫经济”之中。从1986年12月起，经济出现过热，股价、地价持续上涨，至1991年2月止，这一“繁荣景象”历时51个月。其间，原料价格高企，出口疲软，让仍留在国内的传统制造业苦不堪言。

那些早期出海的企业则尝到了“甜头”，海外市场不仅利于增资扩产，还能与国内不利的宏观经济环境形成对冲。

这更使东丽坚定了海外扩张的道路。1990年，东丽成为波音公司777型号的炭纤维材料供应商，标志着东丽从一家低端纺织业向化工业转型。为了能在当地生产，东丽将新厂设在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波音公司工厂附近。

北京城士科技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员李海燕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日本企业出海形成了一套极为有效的打法：先由大企业，如丰田、三菱出海，两三年后，就能看到中小企业依次跟随的过程。

“以大带小、供应链依次出海的层次感非常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