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曾国藩王阳明苏东坡说起: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心理按摩?
阅读曾王苏的各种评传,是一种太糟糕的阅读体验,我们大多数的现代作家们在撰写数百上千年的历史人物时,仍然是仰望着的,缺乏最基本的智识维度。固然没有人能超越他所在的时代,但我们对历史所抱持的“同情之理解”,就是“拒绝反思”的代名词吗?将曾王苏圣贤化并拔高他们的各种反智言行为睿智,是不是走得过远了些呢?
责任编辑:陈斌
董宇辉推荐过一份由20本书构成的书单中,历史类图书比重较大,有三本分别是冯唐《成事:冯唐品读曾国藩嘉言钞》、度阴山的《知行合一王阳明》和林语堂的《苏东坡传》。
恰好我刚在深圳书城做过《从曾国藩、王阳明到苏东坡:一种文化流行现象》的讲座,对曾、王、苏有一些思考与看法,可以在这里有一个浅表的分析。而所以写这篇文章,我重点是想通过曾国藩、王阳明与苏东坡的流行,来考察大众普遍的阅读偏好,它最终仍将落回到我们现实的文化环境之上。
一
我们先来看冯唐的这本《成事:冯唐品读曾国藩嘉言钞》。
这本书给人的最大感受就是透支作者的信誉。280页的书有巨量留白,据说共6.5万字,其中还有相当比例来自梁启超编选的《曾文正公嘉言钞》,标价68元。字数与定价都不是核心问题所在,但既然如此精简,总要给读者提供一些干货吧。然而并没有。
在该书的自序中,冯唐说“能指导中国管理者克服心魔、带领团队、穿越两难迷雾的管理类书”,在中国和欧美的书店里“一本也找不到”。“在成事一项上,曾国藩就鹤立鸡群,千古一人”,他“提供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方法论和修炼法门”。该怎样评价这样的言论呢?就如彼得•德鲁克所说,管理是一门年轻的新兴学科,依循的不仅仅是“常识”和“系统化的经验”,它是一套有组织的知识体系。那种奉前现代圣贤的名言警句为管理圭臬的传道,骨子里是反智的。
这本《成事:冯唐品读曾国藩嘉言钞》,是典型的成功学套路。但冯唐有一种夸大其辞的本领,能将曾国藩根本理解不了的现代术语,算在他的头上。譬如在该书正文的第一篇曾国藩书札中,有所谓“今日而言学术,则莫若取笃实践履之士”的说法,冯唐发挥说:“求落实到’学术’,就是多倚重一些读书多、思考多、不好浮名的学者,就是少些闭门造车的臆造,少些到处吹牛的时间,从综述开始,从获取和消化着一个细分领域古往今来、华夏四夷的主要研究成果开始,辅以相关领域的涉猎,基于随机双盲的实验,大胆假设,小心论证,为往圣继绝学,哪怕只增加一点点真知灼见。”
这段话的有趣之处在于,一个开口闭口将他国称为“四夷”,要“为往圣继绝学”的人,突然间冒出一句“随机双盲实验”。这哪里是曾国藩的修炼法门呢?如果聚焦到管理学上,不要说曾国藩的理学语录,就是现代管理学也和“随机双盲实验”搭不上边。这种滥用大词的偏好,是在欺侮读者看不懂吗?
更有趣的地方是,曾国藩的某些原文已经说得很晓畅明白了,冯唐的解读非但没有任何提升,反而添了乱。譬如这一则,曾国藩的原文是:“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冯唐给出的全部解读是:“带勇之人,即直接带兵之人,中层管理人员。这句话更精炼一点,就是:不贪财,不怕死(承平时期就是不怕犯错),不惜力。能做到这‘三不’的中层干部,我没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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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吴依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