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截砖头引发的命案

4月18日，在广州市区的一个城中村里，刚刚出生103天的小罗欢，被从天而降的砖头砸中身亡。砸下砖头的，是12岁的男孩小强

罗欢出事之前，41岁的母亲凌永梅喂她吃了半碗江西米粉。凌永梅不知道这将是女儿人生的最后一顿饭。

4月18日，小强（化名）在马基大街旁一栋民宅楼顶玩耍时，无意间向楼下扔出半截红砖，正好砸在罗欢鼻梁上。6个小时后，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宣布罗欢死亡。

那天，阴雨连绵的广州终于放晴，烈日把热气尽情洒在这个外来人口数量接近本地人口的城市，也洒在了位于广州市海珠区东风村的那条河涌上。天气转好，前几天还藏在河底的黑色苔藓露出了狰狞的面目。河水似乎凝固了，其上漂浮着菜叶、木棍和白色泡沫饭盒。

罗欢，刚出生103天，家在河涌下游的东风村。12岁的小强，家在上游的大塘村。

欢欢去了很远的地方

门外走过几个湖北人的孩子。“欢欢还在睡觉啊？”“欢欢在干嘛呀？”然后是一阵孩童清脆的笑声。

凌永梅趿上拖鞋，理了理额前那缕有几根银丝的头发，走到门口喊道：“欢欢去很远的地方了。”

很远的地方在哪里，凌永梅自己也不知道。她记得，前几天有一位女士跟她说，“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受苦的，欢欢是解脱了，她去更好的地方了。”

凌永梅读完了小学，但她还是不知道祥林嫂是谁。

“欢欢那么小，那么可爱。她就在我的怀里睡着，就这么一点点。为什么砸到的是她？我真希望被砸到的是我！我的欢欢！你看，这个是欢欢的照片，我们欢欢那么乖……”出事之后，家里的人流总是络绎不绝，凌永梅对每一个访客都这样说。

人最多的是20号上午，这个底楼的15平方米左右的出租屋里，“站满了记者，都挤不下，有人都站到门外台阶下了”。那是小强的妈妈前来道歉。后来凌永梅听说，这一场道歉仪式是广州某报记者鼓动、安排的。

凌永梅之前有过一段不幸的婚姻。“我1990年结婚的，那个时候家里情况较好，有几万块钱。后来老公（指前夫）一直赌，把钱都输得差不多了。1995年我开始打工，打过好多工，最多的时候一个月工资差不多有2000块，但那都是时间换来的。我经常早上8点上班，晚上2点才下班。2001年，我和老公一起开店，但是他还是赌。2002年我们就离婚了。”

2007年4月3日，凌永梅和同样离过婚的江西赣州老乡罗承贞领了结婚证。没有办喜酒，也没有添置家什衣服，就住到了一起。

结婚前，“老罗问我，‘我没有钱，也就这么个人，你跟不跟？’我想了下，不是嫁给钱，有一双手，总能活下来。”凌永梅的笑有一些勉强。罗承贞的前妻没有生育能力，因此今年1月出生的罗欢是两人的未来和希望。

罗承贞本不喜欢四川人，现在更加不喜欢，甚至是仇恨。因为，抛砖的小强是重庆人的孩子。 “以我以前的脾气，我一刀就把他砍了。但是，到现在我还没有打那家人。这个是素质问题。”

罗承贞每次出门都穿那双秃顶的皮鞋和衬衣。他把衬衣塞进裤子里，在裤子上系黑色皮带。在这个城中村里，大部分男人都只有一双鞋，拖鞋。

“今天的警察特别多”

在罗欢生命垂危之时，小强的父亲黄全力，正在家门口的士多店里“斗地主”，一元的地主。他也不知道小强是什么时候出门的，只是觉得，“今天的警察特别多”。

与罗欢家的来客盈门相比，小强家里没来多少记者。“记者都找不到这里。”黄全力一阵沉默，他似乎在脑海里极力搜索能表达的细节。“哦，那天有一个中山八路的小伙子，骑自行车给我送来了100块钱，都找不到这里，是我出去马基大街上拿的。”

到这间出租屋，要从马基大街的一条不到一米宽的小巷子拐进去。巷子两边是写着“长途一毛半”的公话超市，和贴着“B超、上环和打胎”标志的小诊所，还有小食品店、门口坐着神情麻木的慵懒女孩的发廊。巷子里的一扇门上写着，“请勿往外面丢东西，否则会报复。”

这家重庆人来自云阳县万郎乡大花村。这里是长江三峡工程库区腹心地带。因为三峡蓄水，“云阳县城都搬了。我们那里淹不到，就没搬成。”黄全力挺希望搬迁的，因为那样至少能拿到几万块的赔款。

“现在我们那里强制退耕还林，把田都种上了桑树。听说是怕泥石流。政府要大家在家里养蚕，蚕不生病的话，一年能挣几百千把块。没有田种，我们都出来了。”

黄全力的大哥在顺德工地上打工，姐姐在广州的一个酒楼洗盘子，二哥一家跟他们一家四口，挤在大塘村马基大街9巷1号的一户出租屋里，距离事发地不到100米。

这是一个15平米左右的底层房间，一室一厅一厨一卫，月租包括水电约500元，两家人平摊。黄全力家住客厅，一台14寸的彩电摆在小强的床头上，据说是去年花200块买的。下面有两台DVD，黄全力解释说，那都是坏的。DVD旁放着两个碟包，上面有一张崭新的梁静茹的歌碟。一台饮水机，“奔驰牌豪华”饮水机，最近一周一直没有通电。

屋子里没有手机信号，黄全力把手机和小灵通都放在窗台上，电话一响，就弹起来冲出去接电话。他在大塘村里送煤气罐，漏掉电话就是断掉财路。门上歪歪斜斜地用粗粗的黑笔写着，“黄全力，**燃气有线公司，电话***。”

简陋的出租屋里，黄全力和妻子已经住了3年了。“以前住3巷那边，后来拆了，我们就搬来了这边。我们刚来大塘的时候，门口走出去就是田，种什么的都有。”大塘目前是黄全力21年打工生涯的最后一个落脚点。

他15岁时出来打工。那是1988年，他第一次来到广州。

“那个时候小啊，什么都听不懂，普通话都听不懂，找了一个星期，都没有人要，身上也没有钱，就回去了。16岁的时候，我去湖北打工，做了一年，结果连回家的钱都是借的。18岁的时候，我去山西修铁路，修了一年，结果只剩下车费，我就买了张火车票来了广州。那个时候19岁，我去一个机车厂。老板说不要外省人，我就说，我试工3天，你看得上我就要，看不上，我一分钱工资不要就走人。结果，我进去了，做装卸，工资有400多。我是那个厂里唯一的外省人。20岁的时候，到顺德打工，结果钱又没了。借了别人几百块，到现在还没有还。22岁的时候，回家结婚了，借了8000块的账。”

小强的标签

小强家有一盏吊扇，在4月25日的上午一直转，没有人关它，没有人管它，没有人理它。它一直孤独地转着。

小强有1.4米左右，头发前面是染过的黄色。据说是这个巷子里的一个哑巴买了两块钱的染发剂，顺便帮他染的。小强很爱笑，笑起来有可爱的酒窝。

“强儿以前喜欢出去玩，不管晴天下雨，时常跑，一跑就是半天。现在出去半个小时就回来了。”小强的妈妈这样看待小强在4月25日上午没有出去的行为。

这个12岁的孩子，出事之前已经被贴上了很多标签：

叛逆，离家出走4次，最长的一次约400天。“那个时候我们也想登广告找他的，但是去电视台和报纸看到价格表以后，我就走了。”黄全力最后放弃了寻找小强，又和妻子要了小儿子中中，罚了一万五千块。

中中出生18天左右，广州永和开发区的一个重庆女孩给黄全力打了电话，小强找到了。“那个地方好远哦，从广州东站还要坐5块钱的公交车，再坐3块钱的摩的才能到。”小强妈妈觉得，一生最幸福的时候就是，“我的大的强儿回来的时候”。

这一年多的经历，小强怎么都不肯说。家人后来也就不提了。他母亲只偶尔听孩子说过，“靠拣垃圾、卖废品过日子”。

调皮，经常在5、6层高的楼房之间跳来跳去。下面是幽深的永远潮湿的深巷。出事那天，小强就是带着中中和堂弟去了12号楼的楼顶。楼顶非常开阔，能看见一栋很高的房子，常常被云挡起来，还能看见他从来没有进过的“东风小学”。

小强不知道，那栋高楼就是广州未来的标志性建筑物“西塔”；那些云，其实更多是广州的灰霾。小强也不知道，东风小学是这个城中村里最好的学校，是正规学校，学费只要600多。小强最近两年读过的“龙海”、“龙涛”都是私立学校，里面都是城中村里外省人的孩子，一个学期要交1000多块。

厌学。黄全力说他不爱读书，每次读过的东西，很快就忘掉，考试经常20、30分。2007年暑假，黄全力把小强送回了云阳老家的外廊乡小学读二年级，读了半年以后，小强又开始逃学。满山垭地跑，鞋都跑丢了，书包也丢了。78岁的外公在后面追，满山垭地追，在漫山遍野的桑树林里。小强到现在也只读到了二年级。就在事情发生前的一个月左右，小强突然说，自己想读书了。

25号这天早上，就在那个吊扇一直转着期间，小强家来了几拨客人。

本刊记者先到了小强家，把一盒弹子跳棋作为礼物送给了小强。他喜欢玩弹子，但是不会下跳棋。一个伶俐的小孩，3分钟后就学会了。他就那么望着记者，浅浅的笑，甜甜的笑，把人融化掉那样的笑。

“是不是想下棋？”

“嗯！”小强依旧惜字如金。

一共下了5盘，小强嬴了一盘。期间，有20多次，差一个月就满两岁的弟弟中中抓起弹珠，用尽全身力气砸向小强。弹珠意外落在记者身上时，生疼生疼。小强每一次都捡起弹珠放回弟弟手里，在下棋的间隙，还会轻轻摸摸弟弟的脑袋，给弟弟倒橙汁。

小强和记者的棋局因为5位好心人的到来而中断。他们送来了1万块钱，用于这个月收入不足2000元的家庭支付赔款。根据协议，小强家需要支付罗欢家精神损失费9万，以及医疗费与丧葬费7000块。

其中一位海外归来的林女士，要求13岁的儿子跟小强说几句话。这个穿着曼联球服的干净白皙的初二男孩子涨红了脸，用手托着腮帮子，想了半晌，斜着头说：“活到老，学到老。”

小强倚在墙角灰色的没有被套的棉絮里，两手抱着膝盖，没有抬头，没有笑。

偿还赔款之路

不知多年后，罗欢的爸爸还会不会为向小强爸爸指出了一条明路而自豪。“都是我给他出的主意，恐怕他们家一辈子都还不完！就是要宣传，动用媒体的力量，利用社会的力量来帮他还。”

18号的悲惨事故发生后，广州全城媒体对“男孩抛砖砸死女婴案”进行了长达10天的跟踪，至今仍不断有后续报道。截止到27日，事故双方家庭收到的社会捐款，已达7万多元。

但黄全力开始着急了。距离9万元赔款，还差1万多了。

黄全力准备请《南方都市报》记者吃饭。他让老婆去买了一份白切鸡，3块5毛钱的猪肉，一点青椒、番茄和青菜。对这个家庭来说，这顿饭算得上奢侈。

不知是否肉香的缘故，一群苍蝇聚到了这个小屋里，在午间的闷热中热舞。

席间，黄全力断断续续地问记者：

“到底还有多少捐款啊？”

“到底还有多少人真的要捐？”

“你们这边凑不齐，我就联系广东电视台了。那边有个老板说，‘要是你们凑不齐’，他们就办个晚会，给我捐5万。”

士多店的老板记得，黄全力在出事前一直抽红双喜，6块钱一包的烟，一天两到三包。也就是记者比较多的时候抽3块钱一包的椰树。这两天记者走了，他还是继续每天抽红双喜。

记者回忆，“我第一天来这里采访的时候，小强拿了半包夏桑菊颗粒，准备冲水喝。刚刚冲好，黄全力就回来了。在我离开前，小强一直都没敢动那杯水。”

广州一位出租车司机说：“媒体炒作得太厉害了，小男孩一辈子都被毁了！”

罗欢的葬礼

罗欢的葬礼是在4月26日举行的。

罗欢的骨灰，凌永梅夫妻没有要。来接他们的亲戚说，太麻烦了，按照老家的习惯，十几岁都不要，这才103天，拿来干什么啊。罗欢的骨灰最终深埋在了新塘公墓。

罗欢的寿衣，上身白，下身是米黄色的。这是一套新衣服，“小贝贝”牌的，8码。没有鞋子，她还从来没有穿过鞋子，只有一双两指大的小袜子。

罗欢的眉间缝了9针，小脸上打了厚厚的粉，以至于把这件“小贝贝”的衣领都染成了象牙白。但，嘴角的血迹仍然清晰可见。

去殡仪馆之前，凌永梅穿着一件深绿色与白色条纹相间的上衣。罗承贞皱了皱眉头，说，“换了！换白的或黑色。”这个面色憔悴的女人，爬到双层铁架床的上铺翻翻捡捡，找了一件白色的保暖内衣。

出发前，凌永梅把只用了6片的“一片爽”婴儿纸尿裤和两桶“优博”奶粉，扔进了垃圾桶。

出门，风很大，凌永梅本来就没有梳理过的长发被吹起，又垂落在白色的内衣上，密密麻麻的犹如扯不开的蛛网。

一个肥皂泡，已经濒临破灭的肥皂泡，随风飘到凌永梅的足边。二楼上有一个3岁左右的小男孩趴在阳台的防护栏上，对着大街吹肥皂泡，“扑……”

风一吹，又都向凌永梅飞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