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邱华栋： 一切历史小说都是当代小说

对作家邱华栋来说，有四个地方意义非凡。其一是出生和成长的新疆，他生在天山脚下的小城昌吉，年少时，曾造访唐代北庭都护府的遗址，位于吉木萨尔县的一座古城废墟。此后的人生中，邱华栋又陆续造访了高昌故城、交河故城、楼兰废墟……那些雪山之下、沙漠和戈壁边缘、人去楼空的荒芜景象，引发了他不绝如缕的文学想象。新疆，也是邱华栋文学生涯的起点。15岁时，他开始写作，很快成了一名受人瞩目的少年作家。

其二是祖籍河南西峡。邱华栋生于1969年1月，人生中两次回到老家，都在幼年，跟中苏关系的紧张有关。一次是1969年珍宝岛事件，中国对苏联自卫反击战，家人担心边疆成为前线，带着襁褓中的他回去生活了一段时间。第二次是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越南是苏联的铁杆盟友，家人出于同样的担忧，带他远避中原腹地。但两次回乡，年龄都太小，时间也不长。

其三是武汉大学。1988年，邱华栋以小作家的身份，被保送到武汉大学中文系，却被告知，中文系是培养学者，不是培养作家的。邱华栋把这当作一种激励，不仅要继续当作家，还要博览群书。珞珈山下、东湖之滨的几年时光深深影响了他，他去听易中天、邓晓芒的课，虽然觉得邓老师的课难懂，但也硬着头皮听下来。一次，邱华栋拜访已不再担任校长职务的刘道玉，对他说，武大的老师都很好，刘道玉的反应却令邱华栋大感意外，他说，不要对武大的老师抱多大的期待，一个人成材，重要的是自我塑造，你到底想干什么，就往这个方向努力，教育最重要的是老师帮助你发现你自己，你才是主体。邱华栋感到被这“棒喝”给点醒了。

其四就是首都北京，这是邱华栋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从1992年毕业分配到京工作至今，邱华栋早已成了新北京人。一次，意大利作家翁贝托·埃科来北京举办讲座，邱华栋代表《中华工商时报》去报道。埃科是邱华栋十分喜爱的作家，他拿着《玫瑰的名字》上前请埃科签名，埃科问，你是谁？邱华栋说，我是reporter（记者）。埃科又问，那我的reader（读者）在哪？邱华栋说，我也是reader，埃科这才满意地签名。

这四个地方，形成了三本书。一本是2020年出版的《北京传》，邱华栋曾把做记者时观察到的北京形形色色的面孔，发展成都市小说，却没想到，多年之后，要为这座城市立传。另外两本，《现代小说佳作100部》和《空城纪》，分别于2024年5月和7月出版。前者，是邱华栋在武大形成的高强度阅读习惯的延伸和总结，他推荐了1922年以来世界各地的100部小说，其中既有文学爱好者如数家珍的经典，也有不少“冷门”的作家和作品，比如科威特的80后作家桑欧西的《竹竿》。

《空城纪》则是一部以西域为背景的历史小说。多年来，邱华栋收集了许多关于西域历史地理、文化宗教、民族生活方面的书籍，“得闲了就翻一翻”，他感到两千余年以来，这些人和事穿梭往返，向他发出了召唤，他想用小说的形式，复原这些已被历史的风沙湮没的废墟和“空城”。

这是一部由6座古城为章，三十多个短篇故事为节，组成的一部特殊的长篇小说，邱华栋把这种小说结构称为石榴籽、橘子瓣或冰糖葫芦的形式：《龟兹双阕》，贯穿着汉琵琶的声音和形状；《高昌三书》，侧重历史人物和帛书、砖书、毯书等书写表达的关系；《尼雅四锦》，汉代丝绸和背后的历史信息是重要的线索；《楼兰五叠》，主题是楼兰的历史层叠的变迁；《于阗六部》，从于阗出土的古钱币、雕塑、文书、绘画、简牍、玉石等文物出发，展开想象；《敦煌七窟》，涉及佛教东传和敦煌莫高窟发生的人间烟火故事之间的联系。所有的古城故事，最后都延伸到了当代。

2024年9月，围绕几部近作，南方周末记者在北京对邱华栋进行了专访。

邱华栋。 （受访者供图/图）

从“北京时间”到“中国屏风”

南方周末：之前你以都市题材的小说著称，为什么会转向写《北京传》这样的非虚构作品和《空城纪》这样的历史小说？这种转向是有计划的吗？

邱华栋：我这人写作都是有规划的，比如说未来十年想写什么，大概往哪个方向。其实我写作已经40年了，从15岁开始写作，十八九岁出小说集、诗集，后来被保送到武汉大学，这么多年从一个文学少年成长为文学中年，然后又干了文学工作的活。我觉得特别幸福和愉快，因为兴趣在这儿。

刘心武老师在30年前给我写过一篇序，叫《与生命共时空的文字》。就是说因为我当过媒体记者，在《中华工商时报》干了很多年，我就特别善于把正在发生的事马上转化成带有审美风格